解读系统生物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综合

系统生物学的最终目的是解析生命的复杂性。它是21世纪初科学革命的产物,出现于代谢通路理论、生物控制论和各种"组学"的多学科交叉点上,是非线性的"学科整合"的结果。从科学哲学观点看,单纯的还原论与整体论各有局限性,而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融合则构成系统生物学的哲学基础。"硅细胞"模型表明,计算机模拟和数值实验是系统生物学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提供了揭开生命复杂性之谜的钥匙。生命的涌现性质,是按线性叠加方式是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的,却是按非线性叠加方式却是有条件地可计算、可预测的。系统生物学的出现,有力地确证了"系统科学=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的观点。     

人工神经网络发展过程中的线性与非线性问题

本文以人工神经网络的诞生、发展、走向低潮、再发展到今天的再度辉煌为背景，阐述了科学方法中复杂与简单、线性与非线性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指出线性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非线性是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是线性反映的目的。     

时间之矢与科技风险

时间之矢的遗忘使人们相信科学会给定我们一个美好的确定的未来，使我们不再反思科技或缺乏反思科技的能力，从而带来科技风险意识的严重失落，普利高津将之矢纳入对自然科学的描述之中，揭示了科学规律的概率性本质，从而也就揭示了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亦即按科学规律办事也存在风险。     

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依据

支持工业文明的科学是现代科学,它是还原论的,还原论设定自然事物是线性的,即复杂事物可以归结为其各部分之总和;现象是杂多而变动的,但决定着现象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掌握越来越确定,从而对万物的控制越来越确定。现代科学思维有其致命盲区:只见部分,不见整体,这种思维方式与人类征服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量子力学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非线性科学是一种新科学。新科学承认自然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也承认人类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它反对征服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科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的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本文将从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趋向特征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和阐释中，揭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     

实验室研究与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终结

研究科学的切入点从实验到实验室的转移标志了科学论中的一场革命。透过实验室看科学,革新了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确立的科学形象。透过实验室看到的科学,汇聚了求真性、实用性以及社会性等多种属性于一身。科学具有文化上的二重性,它是社会-利益相关的,它的社会运行强烈依赖于从业者的道德基础。实验室是科学之“身”与科学之“心”的奇妙结合点。     

高度重视科技人员科学世界观的塑造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揭示了“法轮功”之所以在科技工作者中滋生蔓延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知识结构、个性心理品质和科学精神方面存在缺陷。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强科技人员科学世界观的塑造，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     

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科学、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文化基因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上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是和西方文化基因密不可分的。西方科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从科学哲学视角论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

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变更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剖析了实证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规范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哲学基础与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概念。     

科学生存论:对存在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在批判与超越存在主义的生存论的基础上,科学生存论试图结合科学实践,重新审视科学的理想、价值与信念,揭示科学对人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科学生存论的构建,将从生存论的角度为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互动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客观性与科技的价值性

客观性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从客观性的概念分析来看，客观性是对事物对象本质的普遍性把握。以往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性技术，这是时科学技术本质的遮蔽。科技价值的客观本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展示，是人的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种，不是惟一的方式。     

科学与美学联姻的古代形态:美与数理学科的联姻

在西方美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学与关学尤其是数学与美学的关系值得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揭开了古希腊美学思想发展的序幕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正是他们首先将数学与美学相结合,开始了美与数理学科相联姻的潮流.后来经德谟克利特的发展,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数学与美学的关系极为关注.由于古希腊美学是西方美学的重要源头,这就使西方美学不仅与科学紧密相联,而且形成了与中国美学不同的精神风貌.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及与名称和摹状词理论的关系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与他的名称和摹状词理论具有密切联系。简单事实是关于世界的基本事实,其基本成分是殊相和共相,殊相是本体;原子命题描述简单事实,其主词是名称,名称是对殊相的命名,而只有亲知的殊相才能够被命名;形式上占据主词地位的并非就是名称,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亲知的,因而日常被认为是名称的符号通常是缩略的摹状词。摹状词理论体现了罗素本体论上的思维经济原则。     

范式与制度性事实—兼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一致性

库恩的范式自一提出,就受到众人关注,同时也引来了种种诘难。本文认为,这些诘难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人们对范式的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就必须看到范式的本质——范式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蕴涵了科学共同体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权威形式。制度性事实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具有特定的内部逻辑结构X在情境C中看作Y。在新旧范式更替中,范式的内部结构并未改变,而是结构中的变量Y和C的取值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新的范式(Y)的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是由科学共同体集体赋予的。按照塞尔的观点,这种集体认可保证了制度性事实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而库恩也认为,再没有比科学共同体的决定作为客观性判定的更好标准了。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探讨是一致的。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兼谈东、西部合作对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公平与效率转换变化。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方针的同时，有必要根据公平与效率互动的原则，发挥东部、西部比较优势，搞好东西部的合作。处理好区域经济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区域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各区域资源获得有效地配置。     

论名称的涵义和指称

密尔所提"达特茅斯"问题并不能证明专名有所指而无涵义.弗雷格指出名称是通过涵义指称对象的,但他的理论存在许多不足.罗素在区分专名与摹状词的前提下认为有涵义的是摹状词,而他所讲的摹状词的涵义与人们通常讲的名称的涵义并不相同.塞尔讲的专名在指称性使用中涉及到的摹状词与人们通常讲的名称的涵义基本一致,但是把专名的涵义看做是使用者预设的,显得缺乏充足理由.克里普克认为摹状词所描述的对象的特性属于对象而不属于名称,这其实并不影响摹状词可以成为名称的涵义.对于同一名称指称不同对象的情况,关键是要看人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名称区剐开采的.在专名的零指称问题上,多数人是把名称所指的对象等同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个体.实际上,看一个名称有无指称应该主要看这个名称的使用语境.     

师夷长技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自晚清直至民国,内忧外患,形势艰危。国人之先进者,自觉技不如人,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科技和教育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成为目标明确、锲而不舍的追求。此乃西学东渐第二波,称之为"师夷长技"。本文记叙和分析这一艰难卓绝的历史实践,把它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这四个时期践行师夷长技的特点各有不同。细加审视,本文试图清楚分辨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若干主要节点。总之,此百年间,思想杂呈,但对于师夷长技,却是愈挫愈坚。学习、移植、再造,不耻于以对手为师,不畏惧险阻反复,科技和教育转型竟成国人无悔的基本选择。     

物理因果闭合性与能量守恒定律

在当代心灵哲学关于心物关系的讨论中,物理因果闭合性(任何具有原因的物理事件皆有其充足的物理原因)往往被视为一个教条性的原则。该原则之所以享有如此地位,是因为不少哲学家认为能量守恒定律为该原则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然而,通过严格检验按照这一思路提出的一些论证,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要从能量守恒定律导出物理因果闭合性,要么需要引入其他重要原则,要么需要调整此定律的适用范围,二者皆导致能量守恒定律失去确证作用。这一结论为物理因果闭合性的可接受性蒙上了一层阴影。     

About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A conclusion drawn after a conference devoted (in 1995) to the “arrow of time” was the following: “Indeed, it seems not a very grea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ime” is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supposed to be !”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ore than 130 years after the work of Ludwig Boltzman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rreversibility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at one century after Einstein’s formul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we are still not sure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time” or “arrow of time”. We shall try to show that one sour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our tendency to confuse, at least verbally, time and becoming, i.e.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two concepts that the formalisms of modern physics are careful to distingu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