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承”与“转合”间的断裂——新世纪牧歌派乡土小说论

新世纪温情的"田园牧歌"派乡土小说承续了20世纪沈从文和汪曾祺乡土浪漫叙事的艺术风范和美学风格,但是刘庆邦等的创作更多地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多元与无名的一种突破,在现代化洪流和速食文化面前,"感性的乡土"是对现实的一种有意义的想象.同时,作家的主体性退却也是不言而喻的,感性的、表层的民间和谐文化掩盖了乡村生存的苦难本相,疏离了现实的审美意识缺乏向历史、文化、人性的纵深开掘更为广阔精深的文学空问的魄力.因此,此类创作虽然"起承"了京派的审美理念,但是却不能将其审美意识"转合"为直面苦难的现实现照,其问的断裂必将局限了创作的格局和深度.     

论施蛰存与沈从文小说风格的相近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蛰存与沈从文分别是上海和北京的文坛重镇,虽然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有绝然不同的风格,但是施蛰存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上有许多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文章试比较二人创作的相似性,并从施蛰存与沈从文的联系交往中探究构成二人小说风格相似的原因。     

“殖民叙事”视角下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早期作品关注湘西故乡,1923年来北京时始接触湘西以外的世界。其创作中城乡两条线索一直存在,现代和传统两种文化的撞击,都市文明的发展,使他的写作具备了一种"殖民者"的眼光,这种"殖民叙事"的特征是其作品中乡村与都市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存在的关键因素。     

浅论沈从文文学批评

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在沈从文的批评世界里是其的研究最高范畴,他的大量批评篇什相对应地注重文学本体和创作主体的估衡。通过创作的深刻体验来议论创作,在他的某些确有偏见的批评中,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一则优良传统。     

“抽象的抒情”与“乡下人”的文学理想——关于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再解读

《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未完成的一篇文学论文。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文学理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阐释。本文从沈从文的现实处境以及中西方文化文学传统的碰撞中去对文本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在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文学创作实践的探索和试验而逐渐形成的,并重估了沈从文抒情理论在"后五四时代"文论建构中的意义和价值。     

论沈从文文学批评方式的流变及原因

沈从文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创作并发表评论,到三四十年代日趋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使他的欣赏心态发生了变换,从而带来了审美趣味的转变,直接导致其批评方式随之发生相应的流变。而沈从文善于感受和体验作品情感内容的敏锐艺术直觉以及他自身创作心境的变更更是导致他批评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的根本性的深层原因。当现实社会与时代特征作为不可逆转的外界因素给以沈从文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在不可承受生命之重时,晚年的沈从文在无奈之中放弃了他所挚爱的创作与批评,归于平静。     

现实主义辩证一端的人性歌者--沈从文

沈从文作为典型的浪漫主义牧歌型作家,其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向一直被遮蔽、被误读,因此造成了全面解读其创作面貌的盲点,使他强烈的社会现实参与意识在这种遮蔽中不断被淡化。在启迪现代人性方面,沈从文通过自身特有的非理性和文化保守态度参与了现代社会改革。基于此种意义,他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革命者。     

从《湘行散记》看沈从文的孤独寂寞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散文中最为出色的作品,以叙事、写人、纪闻、写景、状物、抒情为主。描写从常德沿沅水溯流而上的各种见闻,将这条绵延的长河上的景物、人事交织在一起,绘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人民生活图。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不仅表现湘西人民的美好生活,隐隐之中还流露出他的孤独寂寞之色,在其《湘行散记》中同样体现出这一蕴味。     

悲情苦境与悲剧性境遇——论古代戏曲对悲剧性感受的抒写方式

写意抒情的创作原则使悲情苦境成为中国古代戏曲抒写人生悲剧性感受的重要方式。随着古代叙事文学观念的逐步成熟,剧作家对人生苦痛的主体性宣泄逐渐转化为客体化表达,这种客体化表达以悲剧性境遇的营造为其突出标志,具体通过叙述模式、悲剧性冲突以及悲剧主体等方面的变化来完成。剧作家观照和抒写人生苦痛方式的悄然变化,标志着悲剧意识在戏曲文学中的成熟,推动了戏曲悲剧杰作的诞生,同时表明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规律开始得到了承认和体现。     

浅谈沈从文湘西散文的道家思想倾向

自＂五四＂新文学开始,文坛便有一种充满了民间乡土气息,洋溢着萧散自然情调的创作倾向。沈从文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都是一种任凭自然的自我流露。沈从文散文的精华如景物描写、人物刻画、行文笔法受到的影响大都来自道家学说以及我国传统的隐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