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则思安了吗？创新期望顺差、冗余资源与企业研发国际化

研发国际化在企业提升技术实力、创新绩效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探究了创新期望顺差、冗余资源两种“富有”状况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政治关联和国际经验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利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究发现：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政治关联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走出去”优势,最终强化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企业国际经验则会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走进去”优势,最终强化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不仅增强了企业行为理论对企业战略性决策的解释力,对企业更好地推进研发国际化也具有启示意义。     

价格管制环境下的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国际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支出的存在性、具体作用机理及其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国内微观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部分是通过降低企业新增银行信贷资源的中介渠道来产生影响。2009年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拓展性分析表明,随着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国际油价波动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变得更为显著。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贷款续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为主, 而'贷款续新"政策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继续获得银行贷款. 论文选用我国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 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制度环境差异与银行贷款续新的关系. 研究发现, 企业的政治关联确实为企业融资带来了便利, 且政治关联对续新的作用不受地区环境差异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相同条件下, 制度环境好的地区,银行处于自身规避贷款风险的角度考虑, 更倾向于拒绝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续新.     

环境不确定性下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能力与绩效关系

传统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忽视了对矛盾战略目标的同时满足。在界定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能力、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和环境不确定性及其测度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双元能力、企业国际化绩效和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中国国际化企业为样本对所提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双元能力是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前因,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在双元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最后讨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债务期限结构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基于银企关联的视角

民营制造业拥有较强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和信贷歧视.基于此,本文采用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银企关联的视角实证检验了不同期限结构的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关联的存在明显削弱了短期、长期负债对于研发投资的约束,且对长期融资性负债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银企关联结构的检验发现,相对于高管关联,持股关联在其中的作用更显著,且对于小型公司、高科技公司及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公司的影响更大.特别地,我们还发现建立持股关联的小型公司、高科技公司,其短期负债的约束作用同样被显著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深入地阐释了银企关联在中国民营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这种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化的替代作用及其合理性提供了证据支持,并丰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视角及相关文献.     

国际化动因、生产率异质性与国有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浪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本文采用2006-2017年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Wind《中国企业库》与海外并购数据库Zephyr、SDC，通过相互匹配，构建了全新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检验了国际化动因、生产率异质性对国有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同时，针对国有企业的独特性，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市场寻求的国际化动因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国有企业越有可能采取海外并购的进入模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正向调节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生产率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     

PPP项目财务风险:融资结构和宏观环境的联合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工程的财务风险管控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受到其内部融资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制度理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2015年的358个国际PPP项目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融资强度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私营部门投资比例和国家宏观环境两者对这一关系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融资强度对PPP项目财务风险有正向影响,私营部门投资比例负向调节了这一影响,且该调节作用依赖于国家宏观环境的不同维度。     

PPP项目财务风险:融资结构和宏观环境的联合调节效应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工程的财务风险管控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受到其内部融资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制度理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2015年的358个国际PPP项目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融资强度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私营部门投资比例和国家宏观环境两者对这一关系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融资强度对PPP项目财务风险有正向影响,私营部门投资比例负向调节了这一影响,且该调节作用依赖于国家宏观环境的不同维度。     

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防范内控危机是当前金融治理背景下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使用聚类分析法计算上市公司高管群体断裂带，并考察其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显著负相关，且公司内部微观层面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加剧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体现出高管持股的“盘踞效应”，而公司所在地宏观层面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则会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作用机制的检验显示，高管群体断裂带通过抑制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讨论与分析从而降低了内控质量；进一步区分断裂带类型后发现，基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对于内控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表层特征断裂带。本研究丰富了断裂带理论的应用和内控质量影响因素的内涵，对于如何提升企业内控质量、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场环境、参股银行业与企业银行贷款

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地区市场环境对企业参股银行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参股银行业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市场环境影响了企业参股银行业的意愿和行为,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参股银行业.与没有参股银行业的企业相比,参股银行业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其贷款成本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参股银行业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在那些处于市场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在市场环境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建立与银行之间的股权关联的行为动机和经济后果.     

企业商业战略、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价值

企业商业战略会影响组织信息环境的构建,形成迥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波及投资者对于企业持有的现金定价。选取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商业战略对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执行分析型战略的企业,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降低,而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商业战略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而言,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而对于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会加强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正向作用。     

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互换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资在二者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低成本战略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研发投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不要仅仅关注GDP增长而给企业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应该给企业提供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平台.另一方面,企业在与政府建立关联之后,应利用好从政府手中获取的稀缺资源和便利条件,投入到创新项目之中,为企业带来新的转变,这才是资源的良好利用.低成本战略是不利于产出创新成果的,企业不要一味地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经营模式,在长期计划部署上做出更多关于创新产品的规划.     

官员任期、任期交错与企业环境治理——基于环保厅长和市委书记间任期交错的实证证据

与环保厅长仅受“环境绩效”单一考核目标不同,地级市委书记需要同时平衡“经济增长绩效”和“环境治理绩效”两种目标,因而两者任期长短及其交错程度对辖区企业环境治理可能表现为“交错效应”抑或“协调效应”?以中国2006～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手工搜集的环境投资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环境投资呈现显著的任期周期性规律,表现为环保厅长或市委书记任期时间越长,企业环境治理力度越大;且环保厅长和市委书记之间任期交错程度越小,辖区企业环境治理力度越大,表现为“协调效应”。上述研究揭示了官员任期交错对辖区企业环境治理的具体作用机理,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理论证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最后,研究表明,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创业与创新是激发企业活力、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验证了在外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下，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3个维度，即创新性、风险承担和先动性，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研究还发现，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新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风险承担、先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差异

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效减排，但已有研究对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污染减排效应的差异性却关注有限。本文实证考察了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环境规制对生产企业排污行为影响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公众环保诉求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两类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不同，多种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分析指出，两类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减排效应不同的深层次原因。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型环境规制则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异质性分析强调，公众环保诉求能有效监督地方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环保执法行为，进而提升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     

公共创新政策更有利于成熟期企业创新?——一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以2012～2017年1 69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共创新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国有控股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创新政策对我国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并未形成协同激励效应；公共创新政策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协同激励效应，对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衰退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排斥效应。研究还发现，国有控股对公共创新政策组合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证券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股价敏感性

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背景下,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上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研究证券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重点回答两个问题: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股价信息,以及是否会影响管理层决策.基于200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检验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强化股价反馈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信息渠道是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作用机制,即分析师信息通过影响知情者的交易决策,提高股价中的私人信息含量,导致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增强.基于行业与公司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信息需求较强的公司中,管理层的学习动机会强化分析师关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拓展股价信息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提供了现实证据,同时为监管机构规范分析师行为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科研院所衍生企业转化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市场扰动的调节作用

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科技企业的市场环境受到了较大的扰动。通过对中科院衍生企业进行调查得到的一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转化动机中资金、学习和使命对企业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市场扰动对衍生企业的学习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和科研院所应鼓励衍生企业的各类转化动机，对以学习为动机创办的衍生企业可以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保障此类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市场扰动。     

投资者情绪与期货市场功能——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研究

本文以2015年股指期货市场实行交易限制措施事件作为自然实验样本，研究了不同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情绪对沪深300股指期货风险管理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无交易限制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情绪对沪深300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短期动态价格发现能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有交易限制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情绪对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的影响出现反转，但其对股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能力的负面影响却进一步加剧，本文分析这一现象是由于交易限制规则实施后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极度匮乏、逆向选择效应增强所致.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可以更有效地从市场微观结构角度揭示投资者情绪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结果在以双重差分模型和以互联网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检验中同样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