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基于团队学习的视角

从团队学习视角,探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通过78个企业高管团队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表明,高管团队的跨界行为对团队学习及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团队学习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及企业发展处于初创期和变革期时,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跨界行为的特有内涵是以建立、维护和应用企业外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关系管理。     

员工股权激励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重要的治理机制，高管和员工构成股权激励的两大激励对象.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却普遍忽略了非高管层员工.利用2007-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考察了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员工股权激励可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两种途径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产权性质并不影响员工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文章发现的员工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作用，能够为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等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业绩型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策略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高科技企业数据,按照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相对比例关系衡量企业创新策略,实证检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行权业绩条件越严格,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技术引进策略.对股权激励契约条款交互作用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行权有效期越短以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公司更能发挥行权业绩条件对技术引进策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指出,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水平高、代理问题严重、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拓展了最优契约理论,分析了高管选择不同创新策略的内在逻辑,丰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高科技企业优化股权激励方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现实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司并购的证据

海归人才能否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是连接我国人才引进与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从海归高管角度切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并购重组活动为观测场景，实证考察海归高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海归高管显著提升重组公司专利创新，海归高管指标一单位标差的增加将使不同类型专利创新提高4%~5.8%。在公司并购前引入海归高管、引入海外学习经历的海归高管、在多元化并购中引入海归高管能够更好地提升重组公司专利创新，在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区域中引入海归高管能够提升并购公司发明专利创新。机制研究表明：海归高管能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容忍度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渠道促进公司发明专利创新。本研究揭示海归高管的风险承担偏好及控制能力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如何更好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基于企业金融化视角

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企业金融化视角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金融化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低透明度企业中,企业“脱实向虚”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抑制关系的增强效应更为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投资风险高、收益快的金融资产,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研究结论能够应用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深化对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选择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9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但高管股权激励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激励效应相对更强，并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发挥“激励作用”,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而员工股权激励主要发挥“监督作用”和“利益绑定”功能，通过同时降低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本文研究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对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实践，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目标引发了关于“如何降低企业成本”的广泛讨论,然而很少有研究考虑非CEO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对成本费用的影响.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反映了非CEO高管对CEO自利决策的制约与平衡,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非CEO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程度更高时,企业费用粘性降低.当新增非CEO高管占比较低或CEO临近退休时,非CEO高管的治理动机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当非CEO高管与CEO薪酬比较高或非CEO高管兼任外部董事时,非CEO高管的治理能力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果在进行了DID模型, PSM方法,变量替代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内部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视角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不同竞争政策，研究“资本市场开放能否助力中国企业破解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表现为专利结构逐渐向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偏移，以及专利引用率的提升，说明资本市场开放的确能够显著破解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境外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大、风险承担水平更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研究从“中国创新陷阱”破解视角证实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股票增值权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运用绩效分析

股票增值权作为公司长效激励的工具,在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增值权计划中各参数的选取,重点研究了股票增值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运用中,股票增值权确实能长期有效激励高管人员,但是短期激励作用更明显。目前的股票增值权计划还存在一定缺陷,尚不能完全有效满足上市公司的激励需求,需要进一步完善。     

股票流动性影响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博弈机制

本文从股东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的视角,通过构建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博弈模型解释股票流动性对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股票流动性通过收购威胁和股东类型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在收购威胁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科技创新;在不同股东类型下,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使得股票流动性降低企业科技创新,大股东作为投资者时,股票流动性既可通过提高增长率提升股票估值促进科技创新,亦可通过降低短期收益降低股票估值阻碍科技创新,综合影响取决于二者效应之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为阻碍作用,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起促进作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博弈模型所得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博弈模型结论相符,较好地验证了博弈模型分析的结果.     

高管团队断裂带会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吗?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国有股权、政府隐性担保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

首先构建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国有股权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影响银行贷款的理论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经由政府隐性担保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将对银行贷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和银行贷款之间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隐性担保将在国有股权与银行贷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政府隐性担保在中央国企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研究结果阐明了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中的作用，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规范政府隐性担保行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防范内控危机是当前金融治理背景下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使用聚类分析法计算上市公司高管群体断裂带，并考察其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显著负相关，且公司内部微观层面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加剧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体现出高管持股的“盘踞效应”，而公司所在地宏观层面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则会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作用机制的检验显示，高管群体断裂带通过抑制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讨论与分析从而降低了内控质量；进一步区分断裂带类型后发现，基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对于内控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表层特征断裂带。本研究丰富了断裂带理论的应用和内控质量影响因素的内涵，对于如何提升企业内控质量、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构建30个重点城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指数,通过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其通过降低企业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行业层面的市场竞争、以及改善城市层面的要素资源配置的中介机制实现,而且要素资源配置中介效应大于市场竞争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对所属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沿海地区企业的影响大于内陆地区.     

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交互记忆系统与决策绩效的关系

社会资本为信息提供了渠道,提高了管理者发现新机遇的能力.现有文献表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对团队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影响决策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尚未明晰.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从认知过程视角提出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交互记忆系统和决策绩效关系间的理论模型.基于392份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     

高管支持对信息安全绩效的影响——探讨制度化过程的中介效应

基于高阶理论和新制度理论探讨了高管支持、制度化过程（包括识别、履行和内化3个维度）与信息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国内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IEC 27001）的148家企业为调研对象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mart PLS 3.0和SPSS 22.0的Process插件进行统计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支持对信息安全绩效以及制度化过程的识别、履行和内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识别和履行对信息安全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高管支持与信息安全绩效关系中起多重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借助高管支持来推动信息安全制度化过程，进而提高企业信息安全绩效有重要管理启示。     

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

考虑国企高管代理人表现出的过度精确和过高估计两种不同过度自信心理形式，分析了国企高管在异质委托情境下，不同过度自信形式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纳什均衡合同中最优契约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国企高管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从国企高管代理人的努力类型来看，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降低了自身对经济任务的努力水平，而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自身对社会任务的努力水平。在我国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该契约理论模型将委托代理参与人扩展到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三方参与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非理性国企高管对国企双重任务的行为差异，研究结论可对完善国企治理及高管薪酬机制提供新的参考。     

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创新存在循环累积效应,要素资源错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整体而言,劳动力资源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分地区来看,劳动力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中东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中部地区资本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股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了企业创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资本资源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行业来看,不同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存在行业差异.此外,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和市场集中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创新.     

股价信息含量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沪深A股2008-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变换计量模型、改变主要研究变量的度量方法、变更样本以及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和基于融资融券的准自然实验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作用机制和作用环境研究表明,股价信息含量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经营效率和减轻管理层短视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在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越差、分析师关注越少以及规模越小的企业中,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拓展了股价信息含量和企业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对如何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