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吗?

本文基于中国2002年-2019年间268维月度经济金融数据实现中国政策、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的分离测度,并进一步利用动态溢出指数以及STVAR模型考察其关联机制与影响动态.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推升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受到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的正向反馈影响,然而其影响效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生了显著逆转,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后危机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受不确定性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摩擦强度等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加剧作用会随着不确定性水平和金融摩擦强度的提高而明显增强,但在经济平稳运行期间可以得到有效缓解.这些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宏观不确定性的理论内涵、合理把控经济体的不确定性水平、切实完善中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交互影响动态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2002年-2018年间274维月度经济金融数据,通过改进不确定性相关测度方法,采用高维因子模型实现中国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的分离测度,并在利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动态溢出指数方法考察其关联动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SV-TVP-FAVAR模型就二者对产出波动、价格波动的冲击动态进行计量检验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并且新常态时期以来金融不确定性水平明显大于经济不确定性;2)金融不确定性是引起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对较低,特别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时期以来二者的交互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单向影响;3)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均是引起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波动和价格波动所产生的放大效应更大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滞后性和持续性.本文的研究从不确定性视角深入探究了现代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交互影响机制,为强化预期管理、优化宏观政策调控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统计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Diebold和Yilmaz (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研究2006年6月至2018年10月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选取宏观金融的核心领域,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汇率和大宗商品的静态溢出效应及其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比较中国自身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中国自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最强.稳定股票市场,预防外资恶意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是规避宏观金融效应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金融市场的净溢出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且与特殊事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溢出强度和溢出同步性两个方面.     

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新冠疫情、投资者情绪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基于GARCH-S模型以及时变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了中国碳市场和股票市场行业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1）碳市场和行业股票的崩盘风险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行业股票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更大; 2）崩盘风险溢出和波动风险溢出的程度是大体相当的; 3）新冠疫情的发生显著提高了上述风险溢出效应的程度;4）崩盘风险溢出受到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越低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总的溢出风险也越大; 5）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异质性.     

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与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梳理总结了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利用我国253个地级城市2003-2016年面板数据,依据区域不同,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依据中小规模城市标准,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两个部分,使用PD-GMM (panel data-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建立和估计了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5个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结论:1)城市房地产投资与城市产出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城市发展初期,城市产出会随着城市房地产投资的提高而增加,直至达到城市房地产投资的边际收益为0的点,城市产出随着城市房地产投资的提升呈现减小趋势.2)城市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居民消费对城市产出的正向效应越大.3)房地产投资的持续增加将减弱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城市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减弱效应越明显.     

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与绿色经济复苏政策评估

我国正面临着由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和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短期经济复苏和长期绿色发展之间的权衡取舍使得刺激政策需要在多目标下设计.本文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新冠疫情从发生到造成经济影响再到政府干预的过程.结果显示:1)三种经济刺激政策的短期经济复苏效果均十分显著.在绿色经济刺激政策下,2020年第二、三、四季度GDP增长3.3%、5.3%和6%.2)绿色经济刺激政策减少了经济波动,起到了自动稳定器效果,利于经济平稳的复苏.3)从长期来看,绿色经济刺激政策有利于未来经济的绿色转型,避免高碳锁定效应,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优选路径.我们估算出当前每增加1元的绿色投资可以减少未来1.5～2.6元的减排成本.     

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实证

外商直接投资是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主体.论文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及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基于对数据的相关分析与回归估计选择了3个核心变量和5个条件变量,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起步阶段与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种结论上的不完全一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与中国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是有时间特质的.通过短期分析能更精确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的较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实证

外商直接投资是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主体. 论文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及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基于对数据的相关分析与回归估计选择了3 个核心变量和5 个条件变量,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 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 起步阶段与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这种结论上的不完全一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与中国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是有时间特质的. 通过短期分析能更精确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的较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趋势和周期——基于内生结构变化的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的研究

本文分解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以此揭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均衡匹配区间,并研究实际因素与名义因素对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形成了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形成新的"共同"运行态势,其中趋势经济增长率下降速度减缓但不稳定.对于新常态下6.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应略低于2.0%.名义因素和实际因素都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区间调控有显著影响,但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货币政策和对外开放是新常态下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区间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货币政策对老龄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转型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策工具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实施环境,政策效果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本文关注货币政策在老龄经济中的作用效果.以基于Ramsey模型引入货币政策的MIU (money in utility)模型为基本框架,在其中加入老龄化率假设,探究货币政策对老龄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老龄经济中货币政策效果与MIU模型部分一致,但存在老龄经济的特殊性.具体来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依旧表现为"超中性"的特点,即货币增长率只在短期促进经济生产,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不产生影响.然而,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对技术进步率产生正向效应,则货币政策将可能表现为"非中性",通货膨胀效应也得到减弱.     

基于灵活损失函数的中国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混频研究

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区间目标，文章新提出基于灵活损失函数的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模型，并新构建混频混合创新时变系数随机方差回归模型（mixed-frequency mixture innovation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regression model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MF-MI-TVP-SV-RM）进行混频测度，使之具有函数、规则、系数和频率四个方面的灵活时变性，然后从32种代表性规则形式中混频筛选和测度适合中国新时代的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与常系数和时变泰勒规则容易高估相比，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的利率平滑系数具有明显更小的规模和波动范围，且呈现灵活时变特征；第二，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灵活时变的正向敏感的非对称性通胀缺口偏好，且基本呈现顺周期特征；第三，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灵活时变的宽跨度的对称惰性区间产出缺口偏好，且呈现顺逆周期交替特征；第四，最优灵活时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线性Phillips曲线特征且规则系数进入新常态后趋于平稳.为此文章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技术和市场双重不确定性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绩效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及其经济绩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绩效的概念模型,并以调查问卷获得的302家工业企业信息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会通过技术升级（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来改善其经济绩效。技术的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的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反之不成立。同时,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边界,只有在这个边界范围内才具有调节作用。上述研究对于深化绿色技术创新过程认识及政策设计优化具有参考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文报纸大数据文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和基于中文报纸文本关键词搜索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运用中国2010年1月-2016年4月约5000种产品的进口月度数据,分别估计了EPU和CEPU对这些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不同产品的进口影响是不同的,既有负向影响的,也有正向影响的.进一步,我们采用BEC大类分类、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全球贸易国家数与集中度、进口需求弹性来刻画产品的异质性,对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产品影响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我们发现当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资本品和运输设备相比中间投入品、差异化产品相比同质产品,进口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需求替代弹性越小、全球进口国家数越多、全球进口国家集中度越低、全球出口国家集中度越高的产品,其产品进口的负面反应越大.此外,我们对比EPU与CEPU这两个指数在回归中的表现,CEPU指数比EPU指数的结果更为合理.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FDI,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脉冲分析

文章运用1997-2012年我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半参数面板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FDI,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之间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脉冲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FDI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滞后效应为正;自主创新对FDI的空间滞后效应为0.8;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滞后效应为负;经济增长对FDI,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的时间滞后效应为正,且经济增长对FDI,自主创新的空间滞后效应分别为-0.86,-0.43.2)FDI和自主创新冲击源为江苏时,与江苏省近邻的山东和浙江有较显著的响应,响应6期后基本收敛至零;经济增长冲击源为广东省时,其他城市的响应6期后基本收敛至零,对其他城市的冲击较小.     

基于自主体的经济危机模拟

基于自主体模拟的建模工具,结合序列创新理论,将创新体系引入自主体模型之中,开发了基于自主体的宏观经济过程模拟系统,并使用该系统用于对经济危机进行模拟,通过比较不同的金融政策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做了初步的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采取过分宽松的金融政策尽管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市场一片繁荣,社会产出快速增长,但是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是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产生的重要的原因。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开始可以采取适当的货币宽松政策,恢复就业、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接着要稳定货币,防止震荡性通货膨胀。     

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该相互作用关系在发达地区及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分析

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可以划分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和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冲击,通过分析我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冲击,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产生负向冲击;货币增长过快对通货膨胀长期不确定产生正向冲击,对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产生负向冲击。同时,本文也得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机制转换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机制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处于扩张状态的货币供给增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为如何减少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具体操作上给予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明晰货币政策机制变化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