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人·个性·文学--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文学观包含两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想.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体,利己又利他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已初露端倪.此时,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     

从民俗看周作人的生活观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来探讨周作人的生活观。笔者认为，在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即以此来探求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周作人的生活观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一为“微妙地美地生活”。前者注重平民趣味，后者带有传统士大夫情调。在周作人看来，二者都是中国人的理想选择。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论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要求相一致,在文学领域内兴起了一股启蒙文学思潮,它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文学思想主张上,以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为精神标高。"人的文学"观包蕴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侧面: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这股启蒙文学思潮在五四后半期(1921年以后)分化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3种文学思潮。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儿童杂事诗》的插图

《儿童杂事诗》的插图周作人在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８年南京老虎桥狱中写了７２首专门描述儿童生活、故事的风俗诗──儿童杂事诗．１９５０年，周作人已从监狱出来，暂居上海．当时唐大郎在上海办《亦报》，他向周氏约稿．周作人便将这７２首诗交给（亦报》发表，暑名“东郭...     

周作人序跋中的散文观管窥

序跋是古已有之的散文文体之一,是透视典籍文章及其作家的重要窗口,新文学运动以来,传统序跋得以继承、发展和创新;周作人把序跋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文学批评的文体,精辟论述了现代散文的建设,提出主张并积极实践;管窥周作人序跋中的散文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演变以及散文创作的轨迹.     

周作人论通俗文学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他的文化观的体现。他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认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必须重视通俗文学的研究,因为通俗文学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世情文学起源于士大夫,而武侠文学来自民间,日本的通俗文学则相反。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与他的非功利的文艺观相一致的。     

试论现代转型期周作人的另类选择

在历史上，周作人给我们一个别扭而尴尬的印象。周作人的一生，可说是刻意为文与无可无不可做人的一生，活在一个转型而又动荡的时代，周作人站到了歧路的中间，面对道路的两歧性，周作人在为人上、学问上、大节上，作出了很不一致的选择，似乎是一切满足个人主义的选择。我把这称为另类选择，周作人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选择，有其时代、家庭、本身性格、所受教育、以及心理的原因。本文从周作人的人、文上分析了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及其理由。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杂中自有统一——论周作人思想体系的文化渊源

周作人的学问渊博,涉及中外多种思想。文章从儒家、释家,日本文化、西方思想等对周作人的影响里,清理出多种思想中的统一点:"中庸"和崇尚"自然人性"是周作人为人为文的思想核心。     

多元·宽容·流变——由《欧洲文学史》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用"循环论"来概括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具有多元、宽容、流变的鲜明特征。这种多元流变的文学史观对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直线前进的进化论文学史观起到了极好的校正作用。     

“苦茶庵法脉”的散文美学特征

"苦茶庵法脉"作为周作人最为重要的散文美学思想凝结,其特点表现为对意象的精心营造、对革命的疏离与对平凡生活的关照,以及由此而营造的独特的意境。其后的继承者们,攫取一二点,遂成文学史上或隐或现的"周作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