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助推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

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心理基础。在当代信息社会中,互联网媒体的出现对公民人格的培育有巨大促进作用。它依靠巨量的政治信息资源和独特的政治交往方式对政治环境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使得公众的政治参与更加广泛,政治素质普遍提高,政治生活日益世俗化、祛魅化,极大的促成了公众包容意识和宽容精神、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独立主体意识和契约精神的养成,从而促进了我国公众中公民人格的培育与形成。     

加强媒体危机报道的公众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事件。政府只有通过媒体报道实现信息公开,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才能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但目前,一方面,公众缺乏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政府对媒体隐瞒危机信息的消极行为;另一方面,公众由于不懂如何向媒体提供相关信息源,不利于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得到解决。     

公共危机中的传播管理

媒介化风险社会中,公众知情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网络、3G通讯等信息渠道的不断拓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一言堂",通过媒体喉舌单向信息发布模式已经远不能适应政府危机管理的需求。面对"公民新闻"的出现和专业媒体把关人的职能缺失,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就公众、媒体、政府三者关系为线索构建政府危机传播应急机制。     

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与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

政府管理过去一直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力现象”,政府和人民之间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进入当代社会后,社会环境与媒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民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公共舆论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一个公民参与决策的社会正在逐渐形成。现代传媒是将先进技术与丰富信息进行完美结合的传播载体,它是公众与政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政府官员只有提高媒体素养,才能利用媒体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论我国公民权利自觉化实现的外部条件与政府职责

公民权利的自觉化,是指公民对自己权利的自我认识及正确行使的能力状态。要想让这种自觉化变为现实,在外部条件上,必须有完善社会的法治环境,树立法治理念;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辩证关系,对主权者身份认同意识重新觉醒;认清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辩证关系,能够帮助公民充分认识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存在前提;依法享有和维护正当权利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权力;政府对公民维权行为采取鼓励支持态度;创造条件让公民熟悉法定权利,提高法治素质和维权能力。这些外部条件赋予了政府以重要的职责：加大法律执行力度,坚决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扩大人民民主,加强公共行政监督机制;深化政治制度改革,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型;理论实践相结合,坚决落实公民权利教育。     

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的实践形式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其中选举式参与、代表式参与、协商式参与在政权层面和基层群众自治层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公民在参与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意识,政府在公民参与中掌握了民情,了解了民意,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应尊重和鼓励基层的创新实践,不断完善实体民主与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     

理性选择制度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精神培育

公民精神是指公民具备良好的公民常识,且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和能力表现,主要包括积极维权意识、自觉履行义务意识、严格遵守规则意识、主动的公民自治意识四大方面。培育中国公民精神,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如理性选择制度的＂行动者与制度互动＂的思想。一方面,公民要养成自主批判和积极行动的公民精神,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另一方面,国家要改革完善宪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公民精神提供健康的成长土壤。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型构与价值范式

目前在我国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现代民间公益性组织开始出现,带有公民自治色彩的机构也少量存在,这表明一个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的生活领域正在萌芽。这种正在变化的社会结构系统称为公民社会。当然,中国公民社会仅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同时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撑,需要构建以自立平等、责任信任、协商参与和宽容和谐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的价值范式。     

失地农民公民意识教育三方协作机制探析

失地农民在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失去土地,牺牲自身切身利益,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失地农民在维权及融入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诉求,如何才能够让失地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上真正地融入城市,从而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对失地农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正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为此,可构建由政府主导、社区配合、失地农民积极融入的公民意识教育三方协作机制,多管齐下,全面开展。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广泛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呼声高涨。公众对政府的工作绩效最有发言权,并且对政府的行为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参与绩效评估的实践,公众参与存在参与意识淡漠、参与的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缺失、参与形式化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公民评估政府绩效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必需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善。     

加强西藏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探究

社会管理创新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及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立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文章从保障西藏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改革习惯法;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分析了西藏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西藏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论证了西藏社会管理创新法治保障的重要性。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村留守儿童在安全、心理、品德、学习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农村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也关系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和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律师的法律监督权研究

法治理念要求限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实现依法治国的美好愿望需要一定的主体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律师担负着维护社会正义、保障人权、促进法治实现的使命,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力量。律师自身的特点使得其在行使法律监督权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赋予律师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并通过完善律师的权利和构建律师法律监督的机制来促进法治的实现。     

论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在“三重转变”、人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虽要面对破旧立新的复杂性,但也容易形成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革运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治建设拨开了迷雾。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法治变革,但中国法治建设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中国固有的人治传统的影响和西方化的法治实践的挑战。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虑,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路径,形成以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社会权利救济途径为路径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体系。     

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保障的作用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运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功能。当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解决一些思想上的认识问题,全面理解社会保障作用,解决国家和集体（单位）包揽过多、个人自我保险意识淡漠等偏差,建立多层次、权力与义务相对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

唐代中叶，一个新兴的阶层——富民阶层崛起。由此，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转型，由身份等级制向以财富为标准的贫富转化。富民作为“民”无权将佃农沦为自己的依附民，而只能依靠财富的力量。以契约形式利用佃农的劳动力。这样，在法律身份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成为主导。唐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对国家政策、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     

在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法律素质是大学生的重要的综合素质之一。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对《法律基础》的学习重视不够,不会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法律的权威不够信任,对法律认识存在偏差。单纯依靠一般的法制宣传教育难以改变现状。必须改革教育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贴近学生思想和生活,有效地进行法律意识、法律心理和法律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法律...     

新时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若干思考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依法保障职工的各项权益，不断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提高工人阶级素质，积极抓好党建工作，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