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阴阳五行思想与中国法律观念关系略论

中国古代法律，由于受社会主流思想的渗透甚大，其发展有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之称。然则在法律儒家化的制度层面的构筑过程中阴阳五行思想开始影响中国法律。董仲舒以阴阳五行阐明法理作为他的法律理论的根据，奠定了中国法律思想的基调。阴阳思想的影响使得德主刑辅成为汉后历代的正统。五行思想的发展成为秦以后各个王朝确立统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水与金的属性更是决定了古代法律的社会定位。阴阳与五行思想的结合，以及通过儒家思想的改造进而影响法律，是构筑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     

论儒家观念影响下的我国程序法治

儒家观念对古代中国司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程序法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依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已成为我国法治发展的一大障碍。法律人特别是法官,必须冲破儒家思想对我国程序法治发展带来的局限,实现对法律及程序的忠诚。     

檀君神话中的儒家政治思想理念

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秦汉时期传入韩国,成为韩国两千年的文化主流,虽然很多韩国古代神话在儒家思想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韩国古代神话中也存在着韩国本土的儒家思想意识,檀君神话是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神话,本文通过对檀君神话三位一体,弘益人间思想的分析,阐述檀君神话中存在的儒家政治思想理念。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明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往来，中国儒家经典不断传人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时期，中国的儒家对朝鲜半岛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统治思想，主张实行王道政治，儒家思想已经被国家认可，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体化。     

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流传和延续与儒家思想法律化存在密切联系,春秋决狱也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对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途径.     

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流传和延续与儒家思想法律化存在密切联系，春秋决狱也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对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途径。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源流述略

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代极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先秦儒家学者的实践,着重从文献整理、文化交流、社会现实三个角度,追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之渊源。     

论汉简中礼对律的影响

"礼"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礼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法制史学中,法律儒家化,亦即法律在礼的影响下的转变始终是该学科的重要内容。但礼的崇高地位在我国古代不是一成不变的,礼自身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一般认为,法律儒家化是始于汉朝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法律规范的证据,如其中户律、傅律、置后律等,这是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明礼在律中的反映。     

儒家法治思想在台湾

儒家法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主流。儒家法治思想博大精深,主张德主刑辅,以礼率法,至今对台湾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应大力倡导儒学,拓展中华文化,促进台湾民主法治进程,实现两岸和谐共荣。     

儒家法律传统之近代命运

自汉以降至清末,儒家法律传统从未遇制度理念的正当性危机,然而近代以来,固有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体系已不能给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帝制正统之儒家法律传统,其思想观念仍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发挥作用,难免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斗争。儒家法律传统在近代的命运嬗变,伴随本能的抗争最终走向解构。儒家法律传统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之路是坎坷的,其在近代之复杂命运是国人对自身法律文化与思想体系进行现代意义重建的艰难过程,其在近代的困境亦是后人重构制度儒学的历史借鉴。     

儒家人性论政治实践的哲学反思

民主是当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与当代民主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将民主宪政思想强加于儒家学说之中,并以此来实现儒家人性论的所谓现代化,这种为捍卫儒家而捍卫儒家的做法反而遮蔽了儒家人性论的本真精神,消解了儒家人性论的本质规定。扬弃传统的儒家人性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     

儒学文化研究反思

就仁学起源于东夷族,孔孟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结;儒学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孔子没有删《诗》、《书》,作《春秋》等三个问题作了论述。认为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当前儒学文化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合一

自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信仰日显危机,道统权威岌岌可危,虽儒道二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二者极大的互补性却促成了双方由对立渐趋合一,呈现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儒道合一高潮,其结果是玄学的产生。关于玄学的形成,一般都从儒、道、佛三合一的角度进行论述,在此则从儒道各自特有的互含性的必然结果——士人玄学的产生这一角度来尝试论述。     

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西汉建立,为达到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专制统治,首先要有一个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的政治集团。因此,以文、景帝两帝发其端,以武帝大力推崇,从而使汉代统治集团儒者化。至宣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则开始出现经学派别化。首先是齐鲁学派之辨,进而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统治集团儒者化,确立了儒家学者在政治统治当中的主角地位;而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则使经学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     

儒家与禅宗关于心性论之比较

儒家心性论的理论旨归是天人合一,禅宗的心性论是教人顿悟成佛,天和佛分别是儒家和禅宗的最高哲学范畴,而禅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化佛教,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心性论方面说,儒家和禅宗既有不同特点又有相通之处,其最终的归宿都是指向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本体的追求,都是通过对心性的探讨和实践,来实现生命的和谐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