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问题研究

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在当前理论界争议较多。文章从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资格、犯罪构成特征、犯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表明观点并说明理由。     

浅议受贿案件证据规则的完善

受贿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一种职务犯罪,其"权钱交易"的本质,严重损害着国家肌体的健康,历来是我国司法机关重点查处的犯罪之一。近年来,随着对受贿犯罪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笔者从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入手,提出自己对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思考。     

浅析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偏失

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的一大恶源,严重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打击并最终消灭贿赂犯罪,应当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并重。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片面重视对受贿犯罪的惩处,而对行贿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却很少出现。因而在打击贿赂犯罪的斗争中失之偏颇,导致缺乏对行贿行为有效的威慑。     

从犯罪主体角度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沿革

对于各类身份犯罪，研究犯罪主体具有特殊的意义。受贿是一种身份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其特殊的犯罪形态，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对于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沿革过程，揭示沿革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问题，探讨并提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完善方法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沿革过程中，对其犯罪主体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着罪名的沿革与演进，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独立成为受贿犯罪主体的资格，是我国刑事立法理念的一大突破，能够更有效的控制和制裁手段愈加隐蔽的受贿犯罪行为。     

试析干股型受贿犯罪的若干问题

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收受干股的行为在过去一直以违纪论处,直到近年由于出现了大量国家工作人员到企业入股并引发了严重后果,干股型受贿作为一种新型受贿犯罪形式由＂两高＂在司法解释性文件中予以规定。本文从干股的概念入手,系统阐述干股型受贿的数额的认定,同时对于干股型受贿的既遂未遂,空壳公司价值的认定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于干股型受贿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试论受贿罪主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贪污贿赂犯罪仍显不断蔓延扩展的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就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受贿案件中影响量刑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地区为例

以重庆地区法院2016年审理的49例案件为样本,初步分析得出该地区受贿犯罪的社会危险性程度不突出,在刑罚上呈现量刑轻缓化特征的结论。通过SPS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受贿金额对判处实刑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取保候审对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在法教义学与实证分析的双重考察下,受贿案件量刑中存在着犯罪情节虚置化、量刑过程异常化、财产刑适用模糊化等问题,通过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思路,提出了设置严密的量刑标准、构建科学的量刑方法、强化量刑说理机制的运用等解决方案,以期最终实现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目的。     

严密法网——论我国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及完善

我国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犯罪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意欲利用此规定逃脱罪责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对于单纯受贿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实践中宽严不一，做法参差，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为此，重新理解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真义，乃至运用相关理论完善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加强会计人员守法自觉性和监督

一、会计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1、犯罪年龄年轻化。在众多财务人员犯罪案例中,年轻人犯罪现象突出。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提供的材料表明,国有企业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现象比较严重,犯罪人员中1/4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北京海淀检察院1998年至2000年10月查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     

企业"内部人犯罪"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大量“内部人失控”问题,在刑事法领域中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内部人犯罪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损害投资者利益,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也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普遍利益的行为进行调整。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因内部人失控而导致犯罪的问题进行探讨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试论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洗钱”刑事立法有需要继续完善之处:洗钱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影响了对洗钱犯罪的打击;“洗钱”范围限定的过于狭窄,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惩处;与洗钱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配套,惩治洗钱犯罪的效果不明显。本文建议对洗钱罪立法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对洗钱罪进行修改,使其具有超前性;二是合理界定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三是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税收行政执法与民刑事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实践中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各自独立与彼此间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情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欠明确具体,使得税收工作中往往会碰到如涉税犯罪移送、罪与非罪的界定,以及税务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实践中税务机关进行的鉴定主要有偷税鉴定和发票真伪鉴定,要保证偷税认定的中立性,发票真伪鉴定具有两面性。对《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税收犯罪行为在某些方面可进行统一,尽量做到衔接和协调一致。     

关于不能未遂犯含义的探讨

不能犯问题由于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争议,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不能未遂犯的含义、本质及存在的不完善之处等几个问题的研究,得出我国不能未遂犯的应有含义,即不能犯并非均构成犯罪,而可分为不能犯未遂与不可罚之不能犯。     

结果犯研究

结果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比较有争议的概念,是直接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既遂类型之一,在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中不存在结果犯。结果犯是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不仅实施犯罪行为,而且还必须发生由此行为引起的法定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类型。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是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的既遂类型,但这种划分与刑法的规定及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不符,其关系必须厘清。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调整

侵犯商业秘密已成为独立的经济犯罪类型。而刑法的立法调整是预防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根本途径。商业秘密的界定对研究侵犯商业秘密罪至关重要,更是刑事立法调整的主要依据。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刑法的方法保护商业秘密,我国刑法也在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不足。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     

权利行使的界限与敲诈勒索犯罪关系研究

敲诈勒索罪虽系常见性、多发性犯罪,但由于行为人犯罪目的及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以致本罪在司法认定中疑难重重,刑法理论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以所有权人、债权人、消费者、信访人等行使权利内容的不同为切入点,从不同的层面,分析论证了敲诈勒索犯罪与正当行使权利的界限,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总结,厘清了两者的关系,有利于司法实务中正确地区分敲诈勒索犯罪与行使正当权利的界限。     

论渎职罪中的"前提罪"

本文对以"前提罪"作为构成条件的渎职罪进行了分析,界定了"前提罪"的概念,确定了"前提罪"的存在范围和分类,在此基础上,认为"前提罪"的确定标准应以行为人对作为对象的"前提罪"达到刑法分则所要求的明知,并进一步阐述了"前提罪"与关联渎职罪之间的犯罪形态和处罚原则.     

论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时虽然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单位犯罪的一系列制度，如时效制度、累犯制度、自首和立功制度立法上的缺失，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刑法的科学性，引起了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极大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直接导致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