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母神——绿度母的研究现状

绿度母作为藏传佛教中的母神深受广大信众的喜爱,尤其是女性。她的信仰经久不衰,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本文就绿度母研究现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与热衷藏族文化的人交流学习。     

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的密宗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通过对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的系统、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在保留了古印度、喀什米尔、尼泊尔风格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与藏民族自身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民族美术样式。     

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

拉萨聂塘寺于公元1055年由阿底峡尊者的亲传弟子嘎瓦.释迦旺丘主持修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寺内有诸多藏传佛教文物,其中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成为研究11世纪造像风格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对该寺的实地考察,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讨论了聂塘寺无量寿佛殿的泥塑群造像风格,认为该佛殿中塑造有藏、汉、印三种风格样式的泥塑,应该是自桑耶寺乌孜殿建造三种造像风格样式以来,三种风格样式集于一处的典型范例之一,更是这种建造习俗逐渐衰微的见证。     

论色彩语言对藏传佛教传播的影响

色彩在藏传佛教中有重要的意义,色彩与藏传佛教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色彩语言体系。色彩语言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对藏传佛教的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它增加了人们对藏传佛教的视觉识别与记忆,扩大了宗教教义与宗教情感的传播。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讲,藏传佛教在全世界的传播更多的是从视觉语言层面进行的,尤其是色彩语言在藏传佛教的对外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巴文藏传佛教《皈依文》述要

东巴文藏传佛教《皈依文》是用纳西东巴文记录藏语的文献,也是东巴文献中首次发现的藏传佛教经文。文章在对东巴文藏传佛教《皈依文》特征描述、字释、翻译的基础上,提出这份因历史上宗教互动和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特殊文献,不仅填补了东巴文献类型的空白,还对宗教互动、语言文字接触、民族关系等研究都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宗教旅游为动力的文化传承与建构——以藏传佛教寺院西安广仁寺“燃灯节”为例

西藏旅游热背景之下,藏传佛教文化备受关注,以此为核心的宗教旅游,即使在西藏以外的地方,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旅游是改变地方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宗教旅游的驱动之下,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显现出更加丰富的形式与新的特点。宗教节庆是宗教旅游的重要组成,其反映的宗教旅游现象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文章以藏传佛教寺院西安广仁寺及其燃灯节为研究个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结合旅游动力机制分析,研究近年来以宗教旅游为动力形成的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建构。     

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看西藏同祖国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藏传佛教并不是西藏固有的本土宗教,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碰撞、吸收和融合的产物,本文仅就佛教传入西藏,并与政治相结合,促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之体制形成,最终成为西藏最高信仰之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述西藏同祖国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藏转经习俗与个人宗教体验

从个人与群体的心理机制去探求民间宗教生发与延续的深层结构,是民间宗教研究的重要方法。转经习俗是藏传佛教在民间社会盛行的信仰实践与信众日常化的朝圣仪式。转经人作为该习俗的文化主体,其丰富的个人宗教体验不仅以＂灵验＂主题的口头神性叙事得到自我认同与集体传播,同时折射了个体心灵世界中的强音与弱音,满足了人们差异又多元的世俗心理需求。融入到民众生活内部的、大量宗教体验的深刻存在,是转经习俗得到稳固传承的隐形动力,甚或成为藏传佛教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的民间机制之一。     

交流与融汇:元代藏传佛教对畏兀儿影响述略

元代蒙古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封萨迦派高僧为帝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使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畏兀儿人亦接受了藏传佛教,用回鹘文翻译了许多藏文佛典,将畏兀儿佛教发展到更高的境界。虽然藏传佛教传入畏兀儿人的时间较短,却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对畏兀儿的宗教典籍、语言文字、密宗真言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制约因素分析——以宗教为考察维度

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后,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但藏传佛教的复兴不仅未能促进涉藏问题的有利解决,反而成为制约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负资产"。将这种战略"负资产"转化为"正能量"的一种可行思路是,重视藏传佛教信众的心理认同,加强藏传佛教统战工作,争取宗教文化认同,占领道德制高点。     

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初探

羌族宗教文化是青藏高原文化的有效构成,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始终是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核心信仰。地处汉藏之间的羌民族,其民族宗教文化与道教、苯教及藏传佛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浅谈"宁玛派"的传承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后弘期"的藏传佛教,与"前弘期"即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相比教,无论在传教之范围,还是信徒的信仰程度,皆远远超过"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大繁荣时期,除了在兴佛之规模上是空前绝后之外,从11世纪中叶开始,还产生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宗派,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藏传佛教界人才辈出,为整个吐蕃社会的进步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其中最早产生的宁玛派尤为突出,表现在它极具特色的传承方式及对整个藏传佛教和其他教派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     

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分类及其主要特征

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以宗教为标准,分为伊斯兰教文化类型、藏传佛教文化类型和其他文化类型,各类型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擦擦”与佛塔

“擦擦”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艺术品。“擦擦”与佛塔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西藏佛塔塔腔内装藏“擦擦”的这一习俗源自古印度佛塔内盛放佛教圣物的宗教礼俗。“擦擦”在西藏的制作和供奉十分普遍，是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中的一颗明珠。     

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蒙古藏传佛教研究概况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时间较早,发展较快,影响较深,并逐渐成为了蒙古族普遍信仰的宗教。对蒙古藏传佛教的研究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无论从人员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广度上看都得到了全面的复兴,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

文章结合相关文献,论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与特点。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首先从蒙古统治集团开始,以吸纳蒙古民众和输出藏区高僧等途径为主,并在当时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等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终使格鲁派成为蒙古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论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

公元8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创造性地继承了印度佛教寺院的僧伽组织制度,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实体与组织形态,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在自律（内部制度）与他律（外部制度）上,超越了同时代其它所有组织之功效。文章运用管理学、制度学、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视野,深入探究印度佛教寺院组织制度西藏化路径、整合与自身特点等问题。     

略论藏传佛教对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渗透与影响——兼谈蒙古草原固有法对我国当代民族法制的几点启迪

《卫拉特法典》是我国近代蒙古民族的草原固有法。《卫拉特法典》以藏传佛教为其立法宗旨，意在将经教政治相结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意识。藏传佛教的渗透与影响，缘于法律文化的传承、蒙古民族的吸纳性格及宗教意识的培育。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当代民族法制建设。     

西夏观音绘画考略

观音全称"观世音",别称"光世音""观自在"等,是汉族人信仰的菩萨之一。8世纪中期以后,吐蕃统治河西,藏传佛教的观音形象也在该地广为流传。汉藏观音信仰对西夏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和黑水城等地,保存有大量西夏时期的观音造像和观音绘画等。论文对黑水城和敦煌等地出土和遗存的西夏观音绘画、经变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考证。     

论滇西北藏区民居门饰吉祥图案文化之内涵

滇西北藏区民居建筑绚丽多彩,可谓雪域高原的一朵奇葩。而其门饰图案更是集藏传佛教与苯教文化内涵于一体,将物质与精神、宗教与世俗、实用与审美诸要素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通过对滇西北藏区民居门饰吉祥图案"妙莲"和"吉祥结"、"狮子"以及门饰色彩的分析考证,提出藏族门饰吉祥图案具有图腾信仰、藏传佛教和祈福文化的多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