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新探

从“古者诗三千余篇”到“三百五篇”,是一个在自然选择淘汰与人工整理双重作用下的层层递减的历史过程,不存在十去其九式的一蹴而就的情况。《诗》三百五篇的最后整理编订者是鲁国太师挚。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孔子删诗”问题的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把西周王官采集的诗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这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争论至今巳二千多年。 孔安国附和过司马迁的说法,孔颖达则表怀疑。 朱熹、王柏、吴师道、湛若水等认为孔子不会删这么多,而欧阳修认为应有这么多。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李白籍里“山东”说新探

对与李白知己杜甫的<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诗进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证明李白的籍里是唐代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间词话》“境界”说诗例质疑

《人间词话》是一本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体制而又注入了新观念血液的诃论名著与美学论著，作者王国维是我国美学史上与文学批评史上首先引用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来评论我国古代诗诃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其“境界”说又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向为学术界所乐道。但仔细分析，觉得王氏所举的一些诗例词例．似与其理论不甚相符。现略抒管见，请大家批评。     

《国风》原是祭社诗(附:孔子“乐正”考)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利用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首先论证出《国风》是祭诗,然后进一步论证出《国风》是祭社诗。《国风》正是诸侯祭社活动的祭诗,其中“国”指“国社”,“风”指“巫风”,即祭祀国社的巫歌。同时,还考证出《国风》的作者是“瞽”。瞽并不是什么盲乐师,瞽如同后来所谓的“白眼”,乃是“瞽工轻君”的代名词。“瞽为诗”就像“史为书”一样,瞽是专业的诗人歌手。瞽是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他们才具备创作《国风》所应有的音乐上和“文学上必需之条件”。 《国风》既非出于民间,也不是“统治阶级之作品”,而是“瞽”创作的祭社诗。此说的确立,不仅表明了“郑声淫”的客观性,还说明了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中的质疑的合理性和以“统治阶级之作品”来释疑的牵强性,更证明了朱光潜所说的原始诗歌“与神话和宗教相联系”的正确性。     

孔子“完人”说小释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成就众所周知，孔子在体育方面的主张及其实践，恐怕不为很多人所知。[第一段]     

论《本事诗》之“七题犹四始”说

《本事诗》一书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题分条记述诗人诗作的事实原委,其序所言"七题犹四始",符合了上层统治者尚经重史的要求,内容上继承创新了四始即风、雅、颂的编撰方法,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四始的政治教化及其交际功能。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钱仲联清诗研究方法论浅析——以《钱仲联讲论清诗》为依托

钱仲联于清诗研究用力最勤,成就卓著。《钱仲联讲论清诗》连类旁征,纵横博论,几乎包罗清诗研究的所有主要学术问题。《论清诗》反映出钱仲联不追随时势、不避好恶的治学精神。他强调清诗研究的诸多方法,如爱国诗和反清诗研究、选本研究、典故分析、比较研究,以及"现实性"原则和"神韵"、"趣味"等艺术标准,都深值总结和学习。     

《诗经》中的几种植物考

通过《诗经》中“壶”、“瓠”、“匏”、“瓞”、“庐”的考析,确定了“匏”为今天的“葫芦”。并了解到“葫芦”这一植物在周时期的发展:周时“葫芦”已成为人们的蔬菜,有了两个变种,其主要生长地在今天的陕西、河南一带;同时可知周时期人们已经对葫芦进行了分类,但此时葫芦分属瓜类。并且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葫芦的特性。     

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

朱熹的《诗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关。本文通过集中研究训诂术语"放此"在《诗集传》注释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其作用。     

王闿运《唐诗选》刊刻时间考

现存王闿运六卷本《唐诗选》最早是光绪二年刊刻于成都尊经书局,但根据王闿运日记、年谱及其他一些资料,可推知该选本初次刊刻时间非光绪二年,而应该是光绪十二年。     

论文学研究会对我国新诗坛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虽不是一个纯诗歌团体,但它在诗歌方面对新诗坛的贡献,远非当时的诗歌团体和其他文学社团所能比拟,它对新诗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一支阵营强大的新诗人队伍,创办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为中国新诗坛贡献了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创造了多种新诗歌形式。     

对《中间代诗全集》的一种想象

中间代诗人安琪等编辑的《中间代诗全编》的出版,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诗歌评论家和诗歌史家。这样的编辑策略,凸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焦虑:诗歌的焦虑和入诗歌史的焦虑。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