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还原——《故事新编》中神、圣的世俗化

鲁迅的《故事新编》以“油滑”之笔，打破了人们对神、圣的崇敬，还原了神、圣们“人”的面目，由此展现出普通人尴尬的生存境遇，发人深思。     

宗教的世俗化和理想的幻灭——《阿拉比》主题研究

《阿拉比》虽然描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青春萌动故事,却反映了当时爱尔兰、甚至整个现代社会宗教信仰逐渐世俗化、宗教势力逐渐衰微的现象。并且,小说通过少年的挫折经历,反映了普通人在压抑的现实环境中理想幻灭的必然结局,从而更进一步折射出当时弥漫在整个爱尔兰的瘫痪气氛,人际关系的疏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日本武士道世俗化的历史考析——兼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六

武士道不是一天形成的,武士道的世俗化也不是一日之间实现的.原本只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武士道诞生后不久,便开始了向其他阶级渗透的所谓“世俗化”.8至19世纪一千多年漫长历史岁月的渗润,武家统治者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灌输,农工商的模仿,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处于武士道德全民化的门槛上了,明治政府的“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政策,不过是实现武士道德全民化的助产婆而已.     

美国人的“神之使者”——重温影片《地球停转之日》

新版影片《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2008）刚刚热映,这是一部翻拍片,半个多世纪前的那部同名电影,许多人已经记不得了。     

《故事新编》新论

鲁迅通过对“脊梁崩溃图”和“小东西得势图”的绘制，对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表现了鲁迅的痛苦复杂的矛盾心情和对此的超越，以及不忘现实的战斗精神。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实践、历史”的研究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没有完成、未成熟的手稿,但是它的思想价值、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受损。如何把握《形态》的科学观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主要考察《形态》的三个重要内容——人的本质、实践和交往、历史唯物主义。把握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对全面体统了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论述

文章通过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论述,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内容是马克思的个人理论,而这种理论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人",其本质是在"社会中、历史中行动的人"。     

《论语》中“人”的内涵与标准

从《论语》中与“人”相连的词“爱”、“事”、“诲”等以及与“民”相连的词“教”、“由”、“使”等这一角度出发，得出“人”与“民”为不同阶级代名词的词语，进而论证“人”的内涵及对“人”所实施的教育的阶级性，“有教无类”也并非一视同仁。     

《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

《故事新编》称得上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奇就奇在鲁迅的书袋虽然是鼓鼓的,却无意于掉书袋,而是驾轻就熟地出入古今,把现代社会的诸多官场丑态、文界乖谬、民间陋习和掺和着奴性及流氓性的国民心理,糅合在神话、传说、历史的著名故事之间。这就有如女娲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搅动地上的泥水,溅出一班能笑能哭的生灵,即鲁迅所谓“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是也。二者的糅合与搅拌,构成了复调叙事,构成了民俗性的狂欢。古人和今人打照面,互相消解对方的神圣的灵光或装模作样的摆谱,令人看见他们的不尴不尬而窃窃发笑。小说自身也由此超越纯文学传统而向杂文开放,小说与杂文杂糅,兼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开创了一种古今杂糅的“杂小说”新文体。     

从庄严寺观到扰攘市井——《三言二拍》寺庙道观的世俗化特征

在《三言二拍》中,有大量关于佛道题材的描写,其中对于佛道两教的宗教场所寺庙道观,也相应有很多显现。而小说中的寺庙道观,也已逐渐由传统的精神寄托的有崇高感的场所,变成了信徒与众生相交相与进行各种活动和僧尼道士们满足自身欲望的场所。寺观庙宇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被用作读书场所、避难所、旅馆等。《三言二拍》中寺庙道观的世俗化倾向是宋明以来宗教世俗化的折射,也是明中晚期社会思潮在作品中的反映。     

人神沟通与人神和处——古汉语词汇中天人观念论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汉语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最能体现这一影响的是固化在古汉语词汇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反映这一观念的除人与自然的同构外,最重要的就是人神沟通和人神和处。表现人神沟通的词反映了古人希望与神和谐相处,从和谐相处中得到幸福和运气;而表现人神和处的词则反映了古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其中主要的是反映人对自然的崇仰、亲近和顺从,以及人对自然的欣赏、摹仿和利用。     

《长生殿》、《桃花扇》中优人形象刍议

《长生殿》、《桃花扇》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优人形象，这对前代的传奇、戏剧是一个突破，本文正是通过分析这些具有高尚的人格情操的“优人”形象。来透视作者这一创新意图。     

《资治通鉴》中的“人”、“事”之道

企业应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管理创新《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治道”,即治理之道,其一“用人”,其二“治事”。先贤智慧的光芒,不仅能提高管理者的个人修养,更能指导现代企业良性发展,这也正是“道法自然”之精妙所在。     

关于《故事新编》研究的若干问题

《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创作八篇。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写于1922年,在北京;《铸剑》和《奔月》写于1926年,在厦门和广州;《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则写于1934、1935年,在上海。从《补天》创作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 对这些新编的故事,人们一直都相当重视。在解放以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在研究《故事新编》时讨论了下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历史小说还是寓言式的作品?即它主要是反映历史的过去还是反映历史     

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

鲁迅为何选择“历史”作为《故事新编》的内容与探讨对象？《故事新编》怎样通过不同的视角与具体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拓容”,并颠覆了权威的历史？鲁迅重构历史的目的和他要以小说担当起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故事新编》的本质,接近一个以艺术叩击真理之门的鲁迅.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故事”与“新编”的关系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为《故事新编》如何实现对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探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他对历史的判断.     

《故事新编》后五篇与上海

鲁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并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年,在此期间鲁迅从上海政治文艺状况的现实出发,创作了《故事新编》中后五篇小说,集中体现了鲁迅对上海及中国现代文坛的全面认识与思考。鲁迅在小说中揭示出当时上海出现的各种荒谬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各种文坛丑类的本质所在,并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真正地能够代表民族脊梁的历史人物,为困于日本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现代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参照。同时为年轻的"左联"在上海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认清方向,向健康、积极的道路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的沉默和人的反叛——远藤周作在《沉默》中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

远藤周作在作品《沉默》中所呈现的是邪恶的灾难和被苦难和死亡扭曲的、绝境中的人性。本文分析远藤周作通过作品探索普遍人性和人类的存在境遇。远藤周作从基督教传统中接受了博爱观念,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这种对爱与善的追求,更符合人类的普遍愿望。     

存在的真相——对《故事新编》的一种理解

存在哲学对20世纪文学影响巨大,其深、广度使我们谈起20世纪的文学时,很难越过它的存在,中国20世纪文学自不例外。所以,我们对《故事新编》的研读应该探究它在哲学上与早期存在主义的相通之处,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学。     

人之为人的根据:实践——关于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的思考

“人是什么”之谜一直是中外哲学家们求索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哲学诞生之前的旧哲学对之也不乏真知灼见 ,却始终未抓住人的根本。马克思实践哲学所阐明的科学实践观为我们把握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笔者认为 ,只有用实践思维方式才能正确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 ,合理地阐释人之为人的终级根据 ;人的形成不仅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 ,更是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同构而互定的过程 ;人的独特生命气质就是自由自觉活动即实践。因此 ,人是实践的存在物     

“油滑”之处意蕴深刻──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形态

本文详细深刻分析了鲁迅《故事新编》之所谓“油滑”之处的内涵和意义，指出“油滑”的写法凝聚着作者作为先驱者的生命体悟和对中国现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并从形态学上对这种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