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团圆”到“小团圆”由张爱玲与中国戏曲说起

对于张爱玲来说，戏曲是她观照“中国”及其“传统”与“现代”的绝佳视角之一，她在创作中也借用戏曲展开互文式的写作，制造新的“传奇”。其自传性小说《小团圆》中写九莉在乡间看戏的第九章可以看作是解读《小团圆》的一把钥匙，从张爱玲对于戏曲“大团圆”模式思考的不断深化，揭示出九莉和邵之雍在理性层面的冲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角力。九莉最终用“具体”克服了“抽象”，以“小团圆”嘲弄了“大团圆”。     

《小团圆》二题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在近期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写于加世纪70年代中期的作品，相较已被众多文学读者熟悉的张爱玲40年代经典，在风格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小团圆》中“执子之手”意象与全篇“梦中之梦”的结构，可以放置在张爱玲重要作品的系列中加以梳理，由此读解出这部作品的内在意蕴。     

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小团圆》中蕊秋的生存困境探析

蕊秋是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一个关键人物。蕊秋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在自由的生存状态表象下,遭遇的却是现实的精神困境。这不仅体现在蕊秋的人生境遇中,下一代人九莉身上还延续着这种苦闷。张爱玲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反思无疑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意义。     

离散中追寻生命踪迹的自我书写——论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及其晚年的文学书写

战争、国族、性别（政治）是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应对的三个层面，由于缺乏健全的人格，她没能妥当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小团圆》在重构生命世界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着文本和书写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在离散境遇以及跨语际书写、翻译之中，张爱玲经受着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徘徊并最终走向母语写作和中华文化认同。晚年张爱玲在追寻生命踪迹的无休止的涂写中表征着书写的焦虑，这种书写行为喻示着生命本原的不可抵达，生命的踪迹如灰烬，它是一种虚妄的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小团圆》是张爱玲生命燃烧过后的“烬余录”。《小团圆》的面世，昭示着张爱玲晚年又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虽然比不上她的“传奇时期”，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张爱玲正在被无限“书写”之中，形塑了一个新的传奇。     

小团圆、张爱玲与左派

19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左派”学者们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提出了不少有生产性的见解，并从张爱玲小说中生发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问题。最近出版的《小团圆》，其中有大量张爱玲早年小说的写作背景，更加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整合个人经验、“完成自我叙述”的姿态，对“左派”研究者的观点提供了补充与挑战。     

试论《小团圆》的焦虑内质

通过对张爱玲小说《小团圆》文本的细读，探析其在死亡意识、时间意识、男女情爱以及个人的对于“家”的情感上所显现的焦虑感。     

“等待”“团圆”主题的性别化诠释——京剧《红鬃烈马》与小说《小团圆》的审美伦理差异

抗战时期,以京剧《红鬃烈马》为代表的家庭悲喜剧虽迎合了观众的文艺欣赏习惯和现实情感需求,但其以性别划分的双重道德标准却渗透出浓厚的宗法制夫权意识。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小团圆》紧密围绕战争中的两性关系来展开,在20世纪40年代的个人经验语境中重新诠释了《红鬃烈马》的“等待”和“团圆”主题。《小团圆》着重刻画了一夫多妻文艺表象与现实情境的反差,体现了现代女性作家对于传统文艺作品中性别审美伦理的自觉反馈,以及在虚构和现实不同认知模式之间切换的分离性策略。     

《小团圆》的叙事语言特征

叙事语言是构成小说的关键,也是作者写作风格的具体彰显。张爱玲从结构上的回环语句开始,叙述《小团圆》的故事,深远的意象、犀利的反讽和语句的言有意而意无穷等构成了小说的华美乐章。解构这些语言现象是对张爱玲语言风格的一种忠实还原。     

曹七巧和她的梦——对《金锁记》的一种精神分析学解释

用弗洛伊德学说解析张爱玲的《金锁记》，我们可以看到：曹七巧的梦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是张爱玲的精心设计：曹七巧对于少女时代的梦的未曾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现实生活中当年轻一代表现出她曾经想要表达然而却无法表达的愿望时，激起的只是她的一种惩罚的欲望。在此过程中，曹七巧的“自我”逐步瓦解，“非我”则乘虚而人。     

不思量爱难忘——张爱玲散文《爱》赏析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所展示的几乎全是千疮百孔的爱情。但是她的散文《爱》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纯的、美的、让人心痛落泪的爱情故事。通过这篇文章，张爱玲为她所理解的“爱”作了一个诠释：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无法把握却又不能够忘怀的，哪怕仅仅是一次偶然的相逢，一次偶然的相逢所留下的一句话。     

浅析简·爱的童年对其成年后爱情观的影响

简·爱,夏洛特·勃朗特《简·爱》里的女主人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一直秉承着独立和平等两大原则,她的这种爱情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早期的童年生活。本文将着重从简·爱童年时期的遭遇分析简·爱对爱、独立和平等的渴求。     

用马斯洛自我实现者的爱情理论解读乔的婚姻选择

爱情是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主题《。小妇人》的主人公乔独立、坚强、执着,最终如愿成为了名利双收的作家。但是,乔的婚姻选择令万千读者感到费解:一再拒绝和她青梅竹马、年轻又多金的劳里的追求,多年后,选择了半路结识、年长又贫穷的巴尔。用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者的爱情理论重新分析乔的婚姻选择,即从需求认同和爱的力量与被爱的能力两个方面来解读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乔和劳里的需求截然不同,难以从内心深处理解和体谅对方,同时,他俩相遇时不具备爱的力量与被爱的能力。而巴尔和乔需求相似,能够感同身受,而且巴尔出现时,乔已相对成熟,双方拥有了爱的力量与被爱的能力,因此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梦幻之美--席慕蓉爱情诗歌的艺术魅力

席慕蓉爱情诗歌的魅力,在于她用高超的艺术画面表现出了所有普通人正在或曾做过的美丽的爱情梦幻,缠绵悱恻的爱情经历是梦的内核,优美的画面是其梦的衣裳,因此能引起人们深深的共鸣和喜爱.     

运用症候批评的方法研究《人生》中黄亚萍人物形象塑造的得失

黄亚萍在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恋爱婚姻问题时,毅然作出舍张取高的抉择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此后她的性格却发生了骤变,行为举止也显得非常龃龉、乖谬。文章运用症候批评方法研究在黄亚萍身上出现的诸多症状,揭示作家出于表现歌颂土地、歌颂农民的主题,并从反面向人们发出关于爱情、婚姻和人生意义的警示的目的,才故意安排黄亚萍扮演反面人物来"衬托"高加林的命运悲剧的,加上自身生活面较狭窄和创作功力不足的局限,所以导致小说中出现了诸多损害人物形象真实性的败笔。小说对黄亚萍恋爱观的批评指责,也暴露了作家创作思想中某些守旧与落后之处。     

基于协同过滤的在线教学视频推荐方法

《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男女主人公死亡的情节建构有巨大的审美差异。男主人公周廷章贪财慕色,只享受色欲生活,不担负社会责任,最后难逃被惩罚而死的结局,周廷章之死是对道德败坏者的警醒,对情感游戏者的惩戒。女主人公王娇鸾追求真爱,但被人愚弄,还被世人贴上"荡女"的标签,王娇鸾选择死亡,是爱情坚持者的绝望,是对人格尊严被亵渎的反抗。     

哈代创作思想论析

哈代的创作思想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文人迷茫的思想及心理的困境。通过“上帝之手与人的主动性”、“工业文明与自然爱情”、“博爱观”三个层面,可探析作者在婚姻、道德、宗教、教育、妇女解放等问题上的认识,并从他的观念形态、感情心理、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中,可探索其创作中感性理性的冲突、渗透及其转化。     

解读夏目漱石《梦十夜》之第一夜

《梦十夜》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备受关注的一部作品。作品由十个相对独立的梦境构成,包含了漱石对爱情、艺术、命运、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在第一夜中,作者以瑰丽的文采、奇妙的构思描述了一个神秘、犹如梦幻、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塑造了漱石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和他的理想爱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漱石的爱情观。     

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死亡叙事的审美意蕴

杜十娘选择死亡是理想爱情被愚弄的绝望、人格尊严被亵渎的哀凉、社会信任被涤荡的反抗。杜十娘死亡叙事的情节建构让读者产生怜悯与悲伤、愤懑与惋惜、赞赏与批判的审美意蕴。     

爱，盛衰在世俗与人性的羁绊中——方方《桃花灿烂》的人性书写

在新写实小说中，方方的小说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她众多风格和题材各异的作品中，《桃花灿烂》唤起了读者的强烈审美意向。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的性格的形成、人生际遇抉择与生存环境的相克相生，人性弱点与理想张扬的纠缠不清，现代男女对爱情的执著与追求，也看到了这人世间那无法解脱的爱情以及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关注。作者的冷峻笔法延续了她一贯的行文风格，同时，冷峻中又处处点缀著理想美好的情素。正视爱情幻灭的悲剧，也享受着过程的美妙与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