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燮的世家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袁燮是南宋时期宁波著名的心学家和政治家，他提出自己的世家理念。袁燮认为，能称得上世家者，不在于权势和钱财的延续，而在于精神与气脉的传承。精神气脉的传承在于传“心”，而传“心”又寓于谨严的家法之中。袁燮的世家理念，来源于孟子的“世臣”观念，与他自己显赫的家世有关，对于今人具有启迪意义。     

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代贵州工学的举旗人。他继承了工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心为宇宙的本原。他借谈《易经》发挥说：“《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他强调，此《易》之理，“非得自外，得自我也”，是我心生而具有的。这个理，是大地万物的本原．“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还，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1]王学以自我的、精神性的心为宇宙本体，以为万万万物都不过是我心的意念，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孟子身心观与柏拉图灵肉观之比较

孟子身心观是心统帅身、支配身，而身则是心进行道德修行的场域，气是心身之间的联络，上受心之统帅，但也可反作用于心，下可充盈身，从而达到“践形”，完成道德的培养。而柏拉图灵肉观则认为人是有灵魂和肉体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构成，灵魂在本性上是善的，肉体却阻碍灵魂向善，灵魂只有通过“回忆”走向理念世界，获得善知识。孟子和柏拉图尽管有不同的理解维度，但都体现了哲人探索如何进行德性修养的终极关怀。     

论“甬上四先生”的存养工夫

“甬上四先生”除杨简外,都表现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融汇主张。舒磷的存养工夫表现出“平实”的色彩,他不太注重通过自身的冥神苦想达到对“本心”的领悟和融通,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渐次努力淬炼道德品质。舒磷很少讲象山倡导的“易简功夫”,倒是有一些去欲存理的渐进工夫。沈焕的精神气质与思想风貌与舒磷比较接近,在尊崇德性自觉,发明本心之善的前提下,还是着眼于躬行实践的踏实工夫。杨简讲“绝四”工夫,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将重点放置在“毋意”上,让本心保持一种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明鉴”的状态。通过“毋意”的修养工夫便可维护本心之善,使“心”恢复到寂然不动和无尘无垢的本来状态。袁燮认识到“先立乎其大”是引领人们从事存养工夫的先决条件,“心”与事物相接时要做到“以道理观之”,道理准则的运行依赖本心的知觉功能,强调本心是人的先天固有的,也承认后天环境对人的铸造,在修养论上呈现出调和的色彩,注重精思与兢业的并进工夫。     

明朝前期吴与弼的兼采朱陆之学

吴与弼以一位程朱学身份，主要关注的却是心学问题。在他的心学理论中，心既是一个认识主体，又是一个伦理本体。他既认为仁义礼智本具于心中，又认为心之外存在着天命，人有时只能“一听于天”。他的修养方法偏重于“反求于心”，也注意到读书、应接事物一类下达功夫。他在坚持程朱理气学说的同时，又大量吸收陆九渊的心学。他的学说“实能兼采朱陆之长”。他的学说，通过弟子陈献章、再传弟子湛若水影响了王守仁，成为王守仁心学的源泉之一。     

论戴熙的《习苦斋题画》

戴熙论画,以闲、静、淡、远的风格为“四美”,又进而以识、学、才“三长”兼备,才得画道之成,他提倡“形为心役”的创作,认为造化重于笔墨。他认为文人画应是“名心尽净”、“游戏人间”,故提倡“趣”、“灵和”、“天真”。在学古的择向中,戴熙窥元而追宋,有“振起北宋”之志。他对“四季山水”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对风格学有独到的美学诠释。     

毛泽东早期家庭观及其特点

毛泽东早期家庭观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 1 强调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毛泽东早期家庭观中乃至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始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对生活于封建家庭制度之中、被束缚于“三从四德”、“贞顺节操”等封建家庭伦理之下的广大中国妇女充满同情之心。他主张,首先废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命定”等封建婚姻家庭说教和伦理,建立以恋爱为中心、夫妇平等的新式家庭关系。他认为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妇女方能真正得到平等的地位,妇女解放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中文大用论

人谓中文无用，吾谓中文有大用。中文者，中国语言文学之简称也。或曰：“治中文者，不过咬文嚼字、摇唇鼓舌而已矣。奚何用之有！”曰：“不然”。凡人处于世，须有表心之术与心之实。中文有修辞有文法，表心之术实寓焉。且先贤有云，文史哲不分家。如是，则文非徒谓语言文学也，亦史也，哲也，心之实亦寓之矣。治中文而有成，则有表心之术以明心迹，有数千年人物事迹以知未来，有哲人之智慧以处于世。故可以上匡国、下利民、致君尧舜。治他科者不然。治历史与哲学者次之；治算术与外语者又次之。其治历史与哲学者，胸怀往古与先贤知慧，却…     

试论徐志摩思想的多重性

徐志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浓厚兴趣，同时又对类似英国式的民主政治热切向往。因为英年早逝，他的经历与社会实践不可能使他形成一个思想体系。他认为共产主义“蔽于张”、资本主义“失之隐”，而罗素“无党故蔽不著”，“爱情故言无讳”。他就想用这种超然态度来对待人生与现实。凡符合理想的就接纳，反之就排斥。他对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或不同时期的同一侧面，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的思想呈现出多重性。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论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受众意识

袁燮的《絜斋毛诗经筵讲义》解读《诗经》颇有特点,这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受众意识。袁燮给皇帝讲解《诗经》,是要尽可能地启沃国君。他讲解《诗经》都是采用三段式的结构,语言简洁明了,并采信《诗序》与古注。     

神会顿悟禅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困境——对早期禅宗顿渐问题的再讨论

神会是早期禅宗南北两派“顿渐”之争的关键人物。他对联大乘起信论》中的顿悟思想进一步抉择与发挥，提出了心的“灵知”之用，认为心不仅可以认识外界事物，还能够认识自身的空寂本性，这就为顿悟学说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但这种顿悟禅法不藉由任何手段和阶次，因此在实践中无法入手，仍然不得不让渡于渐修，如接受善知识的开示、引导以及广读大乘经典，而他明确反对坐禅修心的方法则有刻意强调南北两宗禅法区别之嫌。     

陆九渊诚论的心学向度

陆九渊通过对《中庸》、《孟子》诚论的解读，以“吾之本心”界定诚，诚与本心直接同一，诚被纳入到心本论的心学体系，赋予诚以道德本体的形上意蕴。本体之诚不仅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泉，而且是德性的心灵之根。诚既有了心作为存在的根基，又使心获得了德性的内在规定性。本体之诚从超越、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世界面体现诚之用，即是“成己”与“成物”，而“成己、成物一出于诚”，没有体用之分，诚本身就是即体即用的范畴。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言诗以感性形象体悟玄理时，遵循玄学思想方法的“略于具体而究心抽象原理”，即“得意忘象”，自然景物须先通过概括、抽象后才能使之具有玄理意味。谢灵运山水诗虽也述说某些玄理，但其诗中的自然景物则具备鲜明的具象性和充分的特殊性，其理论基础即是《辨宗论》提出的“顿悟”，认为面对自然景物不须经过概括化，一般化的过程就可以“顿悟”玄理，这就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王道无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论颜元的圣贤观及其借鉴意义

颜元是我国清初杰出的实学教育家，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他提出的“斡旋乾坤，利济苍生”以“为”与“用”为标准的价值评价观，可谓“王道无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这对今天的人才选拔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以形补形？太牵强了!

“以形补形”，即食用外观上与人体某器官相似的食物，对人体该部位有利。这种思维并不是中国独有，在其他国家也有流行。如松茸在日本有“蘑菇之王”之称，日本人认为食之可以使男士强精补肾；在南美洲和印度，很多人因为辣椒的形状和颜色，而认为它具有壮阳的作用。     

江西师大附中

江西师大附中是江西省优秀重点中学。学校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秉承“做有责任的中国人”的校训精神，不以功利之心办学，不以浮躁之气治校，坚持以人为本，以德办学，以“科学学习，健康成长，全面成长，和谐成长”的办学理念。学校被誉为江西省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是北大、清华等多所名牌高校的“优秀生源基地”。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赵孟頫的生存困境及诗意阐释

在元代诗坛，赵孟頫是一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诗歌艺术也堪称一流。但由于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又以故宋宗室子孙出仕元朝，受以人论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人多以其所谓的人品之“恶”，相应贬低了他诗歌的艺术成就。其实，赵孟頫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兴寄手法，和婉曲雅丽的诗风，在元代诗坛具有补阙纠偏的作用。而他诗歌的关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在用诗阐释自己的生存困境及由之而产生的微妙复杂的心理的。     

孟子“仁政”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孟子“仁政”的核心是“亲民”,“亲民”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孟子之所以提出如此之“仁政”,是基于“义”的原则来变革当时的社会制度,以求使社会达到公正、有序。“仁政”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心”是一种“本源情感”,正是本源情感的“不忍人之心”使孟子的“仁政”成为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重新研究“仁政”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