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然后有言”辨——论宋代理学家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传统儒学一向十分注重作家道德修养与其创作实践的关系,宋代文人尤其是理学家对德言关系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使之不仅更具思辨性,而且注意到“言”与“文”的联系与区别。     

论宋代休闲词的创作与文化功能

“休闲”二字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意指精神上的安宁与自由。宋代休闲词创作达到繁荣,是与宋代商业文化高度发展、休沐制度日趋完善及词人休闲需求密切相关的。按创作内容,宋代休闲词可分为享乐词、闲情词与隐逸词。宋代休闲词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娱乐、社交和审美三方面,其根本是实现了文人精神层面的宣泄与放松,从而完善人格、陶冶性情。     

四箴亭

四箴作者程颐(1033—1107),与其兄程颢,都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学生,同为北宋理学奠基人,他们的学说合称为“洛学”,后来又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四箴亭就是为纪念“二程”而建。相传宋代朱、张时就建有四箴亭,但无考。明嘉靖九年(公元     

宋词中的佛禅思想

宋代是理学思想和文字禅兴起鼎盛的时期,文人名士学佛参禅成了一种风气,对宋代的文学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理学思想和佛学思想的并存。词作为文学形式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鼎盛,在大量的词作中也有着佛教的印记。纵观宋朝的历史、文化发展及文人名士诗歌创作的环境,可清晰地看到佛禅思想对宋词的影响。以苏轼与辛弃疾两位词作大家的词为例,禅宗思想渗透在词作中,展示出宋词的禅趣、禅理。     

宋代科举中的文武举互换现象

宋代存在文武举互换现象,文举改换武举是有“文人武化”的基础,而文举难考和经济条件限制是促因。武举改换文举成功者多以文武双全自居,体现出其根深蒂固的“文人”身份认同感,故宋代禁止武举试换的举措未能成功。但只有中武举后试文举的,却没有中文举后再试武举的。这些都是宋代“文治”的体现。     

试论元曲语言的艺术个性——白朴词和曲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有不少关于曲、词之间语言艺术特征异同的论述。明人王骥德说:“曲之异于词,道迥不侔也。……文人以词为曲也,误矣,必不可言曲也”“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曲律·杂论》)姚华说:“词庄而曲谐”(《菉猗室曲话》)等等,他们都从整体上概括地指出曲语与词语的不同,给后人不少启示。惜其语焉未详,缺乏系统地比较论证。     

我国历史上的避讳

《礼记·曲礼上》说:“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郑氏注:“讳,辟也”。即忌讳或回避的意思。“入门而问讳”,即是拜访的客人为尊敬主人,事先应了解主人已死祖、父的名字,在谈话中注意回避,这是一种礼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臣民为表示对于帝王将相或尊长以至他们的祖、父的尊敬,都不得直称他们的名字,必须用种种方式加以回避,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避讳。这种避讳,开始是出于敬鬼神,只限于对死者,“生者不相避名”,后来扩大为对生人;开始只是一种社会习尚,后来著为律文,违者则受到社会谴责或律令     

美学产业视域中的宋代文学审美俗趣

宋代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带来了文化消费的繁荣,也引发了美学产业的勃兴。美学产业是推动宋代文学审美俗趣凸显的关键性力量。宋代的诗、词、话本、戏曲等典型文学形态,都受到了美学产业深刻而强烈的影响。唱词业催化出"商品词","商品词"是主要体现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上用于商业活动的词作,包括民间词和部分文人词,呈现出俗趣凸显的美学特征;书坊出版业深刻影响了宋诗,对宋诗所呈现的审美俗趣产生了直接的、关键的影响;在演剧业激励下,宋戏曲呈现出民间性、娱乐性、通俗性的审美趣味;说书业决定了宋话本思想上的娱乐取向、内容上的以俗为美和语言上的通俗易懂。     

从音乐附庸到独立新诗--论词乐分离于南宋文人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南渡以后，词人们或者拓展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或者注重词体的合律性和艺术技巧，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唐宋词的创作增添了色彩，但是，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歌词合乐的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他们创作中的种种流弊在某种程度上还使得南宋词合乐面临新的困境，加速了文人词向格律诗的转变。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唐宋文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唐宋文人是以一种实用的心态对待佛道思想的。但在唐五代时期,三教的合流尚显杂凑、硬涩,故此时佛道思想在词中的表现也就相对单调。而至宋代,文人的援释道入儒象盐之溶于水一样已达深融无迹的境地,相应地宋词中也就出现了很多体现文人在佛道方面的修养、情趣,词情与佛性道理息息相通的作品。     

元代婺州路科举初探

蒙元时期活跃于浙东的几代文人,其活动中心多在婺州路,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文学家和理学家。元代婺州路文化的发达与元代短暂的科举有着密切联系。科举的实行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繁荣和理学“流而为文”的转变,被称之为浙东“正学”。科举的兴盛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进而促成了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文人圈的形成。     

浅谈唐宋歌妓词的创作内容与特点

在我国文学史上，词以它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既深深地吸引过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大听众和读者，又为后世人们所肯定和传诵，被誉为文学史上的“一代之胜”。当我们提起词时往往想到的都是一些大家，其实歌妓词的创作也是别有特色和韵味的。歌妓地位低下却才华横溢，她们与唐宋文人士大夫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们是较早的觉醒者，有强烈的悲愁和自主意识，她们也留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词，用真情和聪慧，展现了一副别样图景。     

论两宋文人的居士文化现象

居士,专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宋代称居士的文人有共同特点:有着坎坷的出仕经历,思想上经过了一个由仕到隐的变化;为居士之初,大都有明显的个性和行为特征.从白居易始,居士思想逐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人处世观念:固守道德防线,崇尚自我价值;坚持修身、养性、致心,却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坚持仕隐对立.他们失落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却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陆游与姜夔咏梅词思想内容之比较

宋代的许多文人都写过咏梅诗词,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和布衣文人姜夔也爱梅成癖,创作了许多咏梅诗词。他们的这种爱梅情结是与所处时代环境及其生平际遇和抱负息息相关的。由于词特殊的抒情功能,从中更能感受到诗人寄寓其中的复杂情感。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位诗人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处境。     

“江山之助”浅说

对游山玩水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宋代理学家张载说过:“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 (《理窟·义理》)。这种观点显然有片面性。封建士大夫阶级以享乐为目的,霸占山泽,啸傲林泉:没落文人,隐逸山林,消极避世,放浪形骸之外。这样的游山玩水,当然不算健康。至于花花公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缅于醉生梦死的玩乐中,更是不足取的。而借对大自然的欣赏,陶冶情性,引发灵感,增长见识,更好地成就自己的学问,则应     

叶梦得文史价值考辩

叶梦得是宋代文学史被忽略的人物,是宋代历史研究遗落的角落.在群星璀璨的两宋文坛上,他本应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纷争繁复的两宋之交,他原有青史美名.但因为"元奸党案"他得罪了当时的文人清流,又因为他秉直不屈的个性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却因"元奸党案"而被当时的文人所不齿,难以青史留名.在两宋时期,文化的高度繁盛也使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从吴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叶梦得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对象.     

李清照词创作特色刍议

李清照是宋代“易安体”的开山元祖。其词在创作特色上不同于一般的“婉约词”。李词的题材突破了婉约词的传统,富有激昂、峭拔、豪迈的气概;且语言真挚、朴实、清丽,又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成就卓著,在宋代词坛上具有杰出的地位。     

浅谈辛弃疾词中的助词的“了”和“却”

近代汉语助词体系的形成是近代汉语形成的重要标志，宋代是近代汉语助词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宋代辛弃疾词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前后历史时期相关语料，可以初步探索助词“了”和“却”产生和使用的基本情况。     

三声通协与词曲之辨

三声通协即平上去三声通押（含入派三声）是北曲的基本特征,也是词曲分别的关键。现存元散曲曲牌绝大部分用韵是三声通协,仅有的非三声通协数调多本为词调。而现存宋词中三声通押之调历来被视为词者多可以曲牌视之,或近于曲体。三声通协不始于古体诗,《康熙词谱》谈及宋词三声通协往往援引古例、古韵是不恰当的。今存三声通协者最早见于唐五代以民间词为主的敦煌曲子词,此正为后世曲体之源。不过,唐五代传统文人词创作罕用三声通协,依然十分严格地遵守平声押平声、上去声押上去声、入声押入声的用韵传统,这也是宋代包括后代词人所遵循的用韵传统。三声通协用韵宋代文人创作渐显渐多,应看做是受曲体用韵的影响,其形式有大曲、只曲,现存大曲歌词皆属曲体,只曲也多为曲体或近于曲体。从宋人曲体的创作环境来看,宋代产生曲韵之书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