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福趣

新春佳节,在我国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家家户户都喜欢在屋门、窗、箱柜,粮囤等地方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以示“迎春接福”之意。据《说文》解释:“福,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福”字的广义就是幸福,它是祸的反义词。《老子》:“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卷上:     

我国古玻璃的“家谱”

我国古玻璃技术萌芽于西周,到了战国时期已生产出真正的玻璃。我国古代称玻璃为“琉琳”、“流离”、“琉璃”,从南北朝开始,还有“颇黎”之称。根据《广雅》和《韵集》的记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琉璃”是用火烧的玻璃质珠子以及其他一些透明物质的统称。而明、清以来人们所说的“琉璃”是不透明的,与真正的玻璃有所区别。     

几个生物化学用字辨析

“苷”和“甙”英文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对应的中文译名为 [糖 ]苷又称配糖物 ,简称“苷” ,旧称“甙”。它是由糖类通过它们的还原性基团与其他含有羟基的物质如醇类、酚类、甾醇等缩合而成的化合物 ,“苷”和“甙”表示的是同一个概念。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最早的译名出现在 1 93 2年。当时 ,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 ,在第 86节复杂之糖类项下定为“配糖物”。 1 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第 92节 ,将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一词定为“甙”[旧称配糖物 ]。后又于 1 95…     

A Talk on“仪”(yi)

古代称"仪"之物甚少,现在就多了,今后会更多.但如不知本义,可能运用不当.什么东西可以称"仪"?什么不可?例如把电动按摩器叫"按摩仪"就不妥,因为那东西不是度量之器,没有作标准的性能.历代大儒多不懂科技,注解未善.现在查字典也不顶用.     

来龙去脉说几何

喜欢诗词的人 ,对《诗经·巧言》一诗并不陌生 ,其中有“为犹将多 ,尔居徒几何”之句 ;《左传》一书也有“靖诸内而败诸外 ,所获几何”的句子 ;至于曹操的“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更为大家所熟悉。显然 ,上述诸书中的“几何”应解释为“多少”或“若干”。在汉语语汇中 ,“几何”除上述解释外 ,还有另一种解释 ,即 :研究物体形状、大小与位置间相互关系的数学 ,称为几何学 ,简称几何。谈到几何 ,不能不提及欧几里得。欧几里得 (公元前 330～前 2 75)是古希腊数学家 ,他在公元前 30 0年编写的《几何原本》 ,至今仍被视为学习几何的标准课本 ,…     

《缀术》中的“刍甍,方亭之问”初探

在分析《缉古算经》的写作目的及其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对《缀术》中的“刍甍,方亭之问”和“方邑进行之术”作了探讨,认为：前者是已知刍甍,方亭的体积及其边,高的差,求边和高的问题,因此《缀术》中有三次方程的内容,后者是解勾股形问题,类似于《缉古算经》最后６问,由此又对祖冲之的“开差幂”和“开差立”算法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与“方邑进行之术”和“刍甍,方亭之问”无关。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关于海峡两岸部分气象异名名词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大气科学名词·1996》和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气象学名词·第四版》的对比,发现海峡两岸名词大多数是一致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科学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部分名词在两岸的定名不一致。本文择取若干条名词加以分析、比较,提出推荐用名,蔽帚自珍,抛砖引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大气科学名词·1996》(以下简称《大气本》),主要审定工作在1994年就已完成,收词原则是“基本的、常用的”,因此只收录大气科学专有词汇1873条,有许多气象词汇未被收进去。其一词一义,且每词都有简单明了的释义的特点,给名词的对比和分析带来了很大方便。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气象学名词》(以下简称《气象本》)收词1万余条,包括了与气象学科相邻学科的名词,有一义多词现象,用于英汉词汇的对照比较方便。通过对《大气本》和《气象本》的对比分析,发现两岸有相当部分气象名词在定名上是有差异的,通过双方交流缩小差异,最终达到一致,是两岸大气科学界的幸事。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在分析科学概念和名词表意性的前提下,判断哪个词更为可取,并作为“推荐用名”,使大家逐步接受,最终一致。使所有名词都达到一致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能首先使一些系统性、关键性名词和常用名词达到一致,是比较实际的。以下将两书中概念一致的部分词作对照比较。一、对几个系统性、关键性名词的分析1.关于表、计、仪、器的定名两岸在一些常用观测仪器的定名上有明显的系统性差异,一般情况是：《大气本》的“表”,对应《气象本》的“计”;《大气本》的“计”对应《气象本》的“仪”,如表1。通过对表1的分析发现,《大气本》中的“表”类多对应英文词尾-meter,“计”类多对应英文词尾-graph。而《气象本》中的“计”类多对应英文词尾-meter,“仪”类多对应英文词尾-graph。“器”类在“两本”中无明显的英文词尾相对应。看起来两岸定名的系统性差异是对英文的翻译不同造成的。但估计从译法上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单从翻译的准确性来说,“-meter”译成“表”或“计”的取舍很难,只有从词的概念分析,表1的名词才有望去异求同。考虑名词定名的系统性、科学性和使用性原则,大气科学中常用仪器的定名应从仪器内涵特征出发,进行系统更名或定名。将仪器分成4个层次,即表、计、仪、器,内涵特征表述如下：结构比较简单,且靠人眼可直接观看读取数据的为“表”;结构比较简单,除能靠人眼直接观看读取数据外,设备本身有自计功能的为“计”;结构比较复杂,能将测得数据发送、传输甚至预处理,通常需要能源供给的为“仪”;结构和功能介于“计”和“仪”之间的为“器”。顺便提及的是,《气象本》中对有的仪器采取音译的办法不可取,如radiosonde定名为雷送,dropsonde定名为投落送,sonde定名为送。2.几个关键性名词的定名关键性名词是指具有多个下位词的名词。由于这类词有“一同皆同”、“一异皆异”的特点,因此关键性名词的求同非常重要。湍流—乱流(turbulence) 是指叠加在平均空气运动之上的随机的且不断变化的空气运动。需要说明的是,该运动有规律可循。湍,《说文》：疾濑也。濑,水流沙上也。古人用“湍流”形容水中急流,如《楚辞九章》：“长濑湍流,沂江潭兮。”乱与“治”对应,显然,“湍”与“乱”均不能完全反映turbulence运动,因此有“湍流不湍,乱流不乱”的说法。但湍字能联想流体运动的一种形态,且构词能力强。如“湍流能量”简称“湍能”;“湍流涡度”简称“湍涡”。若称“乱能”、“乱涡”,作为科学名词不雅。因此,还是定名湍流好。与湍流有关的部分词汇见表2。急流—喷流、喷射(jet stream) 是指通常出现在对流层顶附近的准水平扁平管状强而窄的气流。管状中心轴一般长达几千公里,迂回曲折。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轴线上的风速下限为30米/秒,但风速分布并不均匀,有一个或多个风速极大值中心。急,疾速,与缓慢相对应。古人比喻狂风声势猛烈用“急风”,《北周庚子山集从驾观讲武诗》：“急风吹战鼓,高尘拥贝装。”喷,激射。《庄子秋水》：“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现代汉语中,形容流体运动速度很快用“急”,如水流很急、急速等。“喷”也可用于形容流体的快速运动,但主要用于液体或气体受压力作用而射出,如喷气、喷水、喷发等。“喷”是有明确的起点的。从上分析可见,对于长达几千公里,又有迂回曲折的强气流带,定名为“急流”更确切。其下位词“急流核”(风速极大值中心)也名副其实。否则,“喷流”本身一般要有明确的起点,其起点处应是风速极大值中心(喷流核)。一条喷流中有几个喷流核怎样也难以叙述清楚。“喷射”就更不可取了。与急流有关的名词见表3。静止锋—滞留锋(stationary front) 是影响我国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因受地形阻挡而移动缓慢,移动速度通常小于5海里/小时的锋。在华南的南岭一带和云贵高原地区较为常见,常造成范围宽广、阴雨连绵的天气。不动为静,静止与运动相对。而“stationary front”是移动的,只是移动速度缓慢,有时甚至是“拉锯”式的移动,“静止”不是“stationary front”的运动特征。“stationary”译成“静止”不错,在天气图上“stationary front”也可能“静止不动”,盖因天气图时空分辨率不高所致,但将“stationary front”定名为“静止锋”却不恰当。在《大气本》中,将“静止锋”又称为“准静止锋”。古代用“准”字表示一定、比照、许可、依据等意思。现代汉语有用“准”字表示“程度上虽不完全够,但可作为某类事物看待。”据此,《大气本》中的“静止锋”又称为“不够静止的静止锋”,令人费解。如将“stationary front”定名为“滞留锋”就比较恰当。滞留是“停滞”的意思,停滞是指“因为受到阻碍,不能顺利地运动或发展”,如停滞不前。与滞留锋有关的名词如：地形静止锋(orographic stationary front)、华南准静止锋(South China quasi-stationary front)、昆明准静止锋(Kunming quasi-stationary front)、天山准静止锋(Tianshan quasi-stationary front)等。二、几个常用名词的定名暴雨—大豪雨(torrential rain) 是指1小时内雨量大于、等于16mm,或24小时内的雨量大于、等于50mm的降雨。不同地区所规范的量值可能不同,但与其他降雨的区别特征是雨势猛烈(降雨强度大)且总降雨量足够大。“暴”和“豪”与降水无关,也都不能表达雨势猛和雨量大,但古人用“暴”说明事发的急疾、突然,如诗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在现代汉语中,“暴”有突然而猛烈的意思,虽持续时间相对不长,如暴病、暴发户等,但一旦形成就超乎寻常。“豪”有气魄大、超出普通的意思,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暴”可较好地表达雨势的猛烈,“豪”具有雨量大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仅仅雨势猛烈(雨强大)而雨量小不能称其为暴雨,仅仅雨量大而雨强小也不是大豪雨。因此“暴”与“豪”都能,且仅仅表达“torrential rain”一方面特征。但大豪雨中的“大”字显冗。形容风超乎寻常可用“暴风”,形容雨超乎寻常何不用“暴雨”而用“大豪雨”？所以,暴雨比大豪雨好。后向散射—反射散(backscattering) 是指在雷达气象学中,云和降水粒子在微波辐射作用下将产生电极化和磁极化,被电磁极化的粒子向四周散射与入射波同频率的电磁波。在粒子向四周散射的电磁波中,能被发射波束的雷达接收到的那部分在研究和分析粒子形态时才更有意义。也就是说,与入射电磁波方向逆向的粒子散射[部分]为“backscattering”。该词的核心词(上位词)是“散射”,“后向”作为方位词,对应“前向”,从方位上明确是与入射电磁波方向逆向的散射,从量上来说也表示了不是粒子散射的全部。因此,“后向散射”比较好地表达了“backscattering”。“反”在用于表示方向相背时,与“正”相对,如“反其道而行之”、“适得其反”等。若用于表示雷达与目标物两点之间电磁波相向传播的方向性时,不如“后向”明确。“反”在用于表示双方互动关系时,能够较好表示粒子受雷达发射的电磁波电磁极化后,向四周发射同频率电磁波的这一过程,也能表达是粒子发射的电磁波,并且应该是全方向的电磁波,这与“backscattering”的概念是不相符的。从名词定名的系统性来看,电磁波遇到云和降水粒子后,产生反射、散射、折射。反射波和折射波分别出现在入射波平面两侧。散射波则出现在以粒子为中心的各方向上,如果将“backscattering”所表示的概念定名为“反散射”,“forward scattering”又如何定名？廓线仪—剖线仪(profiler) 是用主动或被动遥感原理测定大气各要素垂直分布的各种电子设备系统的总称。测定所得到的是某垂直面“大气各要素垂直分布”图,图中的点对应要素值,对要素值按需要(如等值线)连线,这些线用于天气分析。因此称测定所用的设备为“×线仪”,两岸是一致的。廓,有外部、外周的意思。《唐古镜记》：“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轮廓,又作轮郭、边缘,物体的外围。因此,廓线仪能很好的表达“profiler”概念。剖,指破开,中分。《左传》：“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用“剖”说明被破开物的面,常与“面”搭合成词,如“剖面”、“剖视图”等。在此“剖”是用作动词,主要说的是“面”。“剖”难以与“线”搭合成词,因为经剖割出来的是面,不会是线。因此“廓线仪”比“剖线仪”更合理些。临近预报—即时预报(nowcasting) 是对当前天气的描述及未来0～2小时天气预报。曾称“现时预报”、“短时预报”、“现场预报”、“即时预报”等,1988年后,大陆规范定名为“临近预报”。对于“现时预报”、“短时预报”、“现场预报”,大陆和台湾均未采用。现重点讨论“临近”与“即时”的区别。临,有“来到”、“到达”的意思,如双喜临门。《楚辞》：“朝发韧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中的“临”是地点的来到、到达的意思。“临”还有将要、快要的意思。“临近”的表意在空间里有现场和现场附近,在时间上是指当前和距当前很近的一段时间。因此,“临近预报”与概念对应性好。即,有“就”和“靠近”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作副词用,指“立刻”或“马上”。因此,“即时”仅能够表示nowcast中“对当前天气的描述”。描述“即时”的情况不是预报。三、结束语《大气本》和《气象本》中用法不同的系统性、关键性和常用的名词远不止本文所例。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对例举名词的分析实属一家之言。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词不断出现,有些原有名词的概念不断扩展,特别是外来词汇的增多,在定名或正名的问题上往往过于强调翻译方法和技巧,强调词对词的对应关系,而忽略汉字造词的表意性、中文词汇的系统性和民族性。对一个中文名词好坏的判断,应分析定名用字能否准确表达该词所代表的概念,能代表的就是一个好词。 *王存忠副编审是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在原子论、元素论和经验主义之间:若弗鲁瓦的化学研究（英文）

艾蒂安-弗朗索瓦·若弗鲁瓦是18世纪初期的著名法国化学家,以其1718年发表的《物质间关系表》闻名于世,开启了法国的亲合力化学研究。本文发现,在若弗鲁瓦涉足亲合力化学研究之前,他一方面采纳了原子论化学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利用元素论构建了其化学物质理论并以之研究金属构成问题。在发表《物质间关系表》之后,他则将他从经验中归纳出的“物质间关系”称为“理论”,并将其用于普鲁士蓝研究。综观若弗鲁瓦的化学研究,他始终将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重心,无意提出一套总括全局的化学形而上学或化学理论。他既不是牛顿主义者,也没有开启“化学革命”,而是一位既有学说的综合者。     

印度三角学对中算影响问题的探讨

本以古印度数学中的三角学、印度三角在８世纪传入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勾股术与印度三角等价性的探讨〔１〕为基础，通过印度三角体系与中国勾股术的比较；尤其是对为人熟知的印度“正弦表”及中国一行的“正切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由于基本概念和历算体系的不同，印度三角学以历算的形式寓于《九执历》中，也被收入《大唐开元占经》，但却未影响到中国的历算学。     

难分难舍的“沙”和“砂”

在汉语形成发展的长河中 ,产生了不少难分难舍的一对对同义或近义字词 ,如坐与座、做与作、阴与荫、分与份、联与连、碱与硷、气与汽、急与亟、痛与疼、浑与混等等 ,但很少是像“沙”与“砂”这样一对令科技界钟情 ,令语文学家头痛 ,应用又非常普遍的“冤家”。据现在查到的资料 ,“沙”出现的时间早于“砂”。《左传》中已有地名“沙”的记载 ;有的学者还认为商周金文中已有“沙”的象形字。“砂”的出现大约源于炼丹术 ,《史记·孝武本纪》有“丹砂”的记载。中国最早的字典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沙 ,水散石也 ,从水 ,从少 ,水少沙…     

先秦理性思维与科学实验的萌芽

科学认识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中国古代有没有理性思维和科学实验?其源头在何处?笔者认为,答案应当从先秦时代的《墨经》中寻找。(一) “(知心)、明也”(《经上》)“(知心),(知心)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经说上》)。     

《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补正

2006年春,笔者应《科技术语研究》（现名《中国科技术语》）之约,拟写了《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以下简称“探源”）与《台风和飓风的异同》两文,分别在《科技术语研究》第8卷第2期和第3期上刊出。本为应差而为,未料反响颇多。近日网搜发现“探源”一文流传更广,颇为忐忑,盖因“探源”涉及之台风命名表又有更替者,     

消费技术—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来自“四种消费品理论”的启示

时代问题是于光远先生一直关注并潜心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他作为一位颇具影响的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睿智的思想所选定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早在1996年，于光远先生就先后在其发表的两篇分别题为“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也称“当代与当代文明”，载于光远著：《文明的亚洲与亚洲的文明》，经济     

王充司南新解

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文是中国发明磁性指南的现存最早记录.更早的《淮南万毕术》中"慈石悬入井,亡人自归"虽显示有磁石指向性的知识,却未言可专作指南.今人解读王充之文断章取义,复原之物未尽合理.王充之文是辩理的,脱离上下文就不能理解.他认为麒麟灵荚之类的祥瑞物是自然现象,不是由政治昏明、人心善恶感应而生.他说: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于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     

玻璃译名考——兼评《注》“璧”注

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补正

2006年春，笔者应《科技术语研究》（现名《中国科技术语》）之约，拟写了《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以下简称“探源”）与《台风和飓风的异同》两文，分别在《科技术语研究》第8卷第2期和第3期上刊出。本为应差而为，未料反响颇多。近日网搜发现“探源”一文流传更广，颇为忐忑，盖因“探源”涉及之台风命名表又有更替者，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论弗雷格的同一性难题

弗雷格在他的经典文章《论涵义和指称》中，提出并讨论了有关同一性的两个难题： “a=b”与“a=a”这两种形式的同一语句何以会有不同的认识价值?(我称此难题为“同一语句难题”。)...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生物学也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伴随着动植物资料的积累,促进了专门的“鸟兽草木之学”（或称古典生物学）的形式。各种类型的生物学著作迅速增加。它们有的描述地域性的动植物资源,如《益部方物略记》、《南方草木状》;有的描述专门类属的动植物,如《桐谱》和《蟹谱》等等;还有一些是当时学者广泛学习的资料丰富的综合性生物学著作,如《埤雅》。更为突出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创造出自己的生物学奠基性著作,如《禽经》、《昆虫草木略》。后一书的作者不但阐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而且把它当作古代20种最重要的学术之一。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研究动植物对于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当时的这种学术思潮,使更多的生物学著作涌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