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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自服务北洋①,从事工程之际,凡关于工学之名称,辄随时记录。至修筑京张铁路时,复偕该路工程司②时相讨论,搜辑渐多。任粤路③后更参酌彼间习惯名称,逐次增益,积二十年之岁月,勉得成编。至于所译名词,或根据旧籍,或沿用俗名,中国所未译出者,必征集众意,方始决定,斟酌损益,易稿屡矣。惟是天佑学识多疏,见闻尤狭,遗漏舛谬,正复不少,不敢遽以所译者作为定名,出而问世。乃前岁中华工程师会成立,各会员闻天佑辑有是篇,屡促付梓,以符会章审定名词之旨;辞不获已,乃重加校勘,以付梨枣,冀以供研究统一名词者之采择;且备技术家之便于应用而已。并将凡例数则列后：(以下略)本文选自詹同济(詹天佑的孙子)先生编著的《詹天佑创业著述精选和创业哲学思想研究》(1999年4月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一书。詹同济先生在该书中注明：“本文引自詹天佑著《新编华英工学字汇》(1915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之专著。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词典。本文反映词书作者,在西学东渐的年代,对工程技术名词汉译工作的重视。词书之编著,是为了工学事业之实用;而在我国现代化工程事业发展中,工程技术名词标准化之贡献,自应同时记入史册。”——本刊注 ① 1888年詹天佑先生开始在北洋铁路(即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工作。② 当时的技术职务名,即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工程师。③ 指当时的粤汉铁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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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著名物理学家、我国科技名词工作元老严济慈先生30年代初写的,然而对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文章抨击了当时的度量衡法中的混乱问题,论述精彩绝伦,堪称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经典之作。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阅后也不得不称赞其“义正辞严”,并表示“应把实业部关于度量衡法的命令撤销”。文章通过一词多义引发的问题论述了汉语名词工作中应坚持的一些原则问题,如命名的科学性、单义性、约定俗成、系统性等等,实在值得人们,尤其是科技名词工作者一读。度量衡法规第四条,长度单位有公分公厘,面积单位有公分公厘,重量单位亦有公分公厘,故其第六十二条之中西名称对照表：有公分者centimètre也,又有公分者déciare也,更有公分者gramme也;有公厘者millimètre也,又有公厘者centiare也,更有公厘者décigramme也。此种绝不相类之单位,竟采完全同样之译名。夫数个名词,表一事物,世少引为诟病;今乃一个名词,包含三种意义,其混淆费解恐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任何民刑公私法规条例中,决不能容有如是混乱名称之存在,而况度量衡之科学法规乎！凡百工作,首重定名;每举其名,即知其事,斯为上矣。今则单言若干公分或公厘时,竟不知其究指何物,是何可者！在普通谈话与文字中,有时仅及一量,尚可特为说明长几公分,重几公分或地几公分,以示区别;但累赘不堪,已令人有不快之感。如：“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是乃根据科学上最通行之厘米克秒制单位(C.G.S.System,如依法定名称,应译为公分公分秒制。)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了;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当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马牛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处兹科学发达,人事纷繁之社会中,常用之数量,系由数种基本单位联合组成者,比比皆是。今此数种基本单位之取名,不幸竟相雷同,毫无殊异,则日常应用上,困难之从生,固属无可避免,而科学教育上,贻害之深远,更不知将伊于胡底。予今姑举极简单之事例数则,以证吾言。(一)一公厘等于一兆平方公厘之奇怪算式 面积与长度,非漠不相关之两物。每边一公厘之正方形,依据定义,其面积应为一平方公厘,是长度单位为公厘时,面积单位即为平方公厘。今度量衡法忽视此点,其所规定之面积单位内,亦有公分之一项,是面积与长度同名,意欲将二度空间与一度空间齐一等观乎？吾恐凡于长之外尚具有阔的观念之动物俱将一致起而抗议,矧吾圆颅方趾,自信犹能体会四度空间之万物之灵,宁将同意斯名欤！今按度量衡法,规定公厘为公亩之百分之一,公亩为一百平方公尺,是一公厘即一平方公尺,但公尺等于1000公厘,于是有1公厘=1平方公尺=1000×1000=1000000平方公厘之奇怪算式。由此以观,一公厘者系每边长1000公厘之正方形之面积矣。噫！是何言欤！骤闻之,几疑为呓语。幼儿童习算,至公分=10公厘,平方公分=100平方公厘时,已感困难,今忽增一1公厘=1000000平方公厘之奇怪等式,我中华民国未来之国民,于面积观念,将永无了解之一日。戕丧儿童脑力,阻碍学术进步,莫此为甚！(二)公分公分不一定即为平方公分 一数自乘,谓之平方,此在高小学生类能言之。但依度量衡法命名,则公分乘公分,结果不必即为平方公分。定须公分公分两者均表长度时,如言矩形之长与阔,其乘积公分公分始为平方公分。至若一表面积,一表长度,则公分公分实等于立方公分。又若一表重量,一表长度,如言工作之单位,则公分公分即是公分公分。更若两公分均表面积,则公分公分得为面积之乘积。是公分公分一名词,其意义又饶有多种矣！(三)4公分/2公分不一定等于2 算术有言：“甲乙二同类数之比,系一个纯粹的数,为不名数。”但4公分/2公分可以等于2,亦可不等于2,要视分子之公分与分母之公分,是否同表一物耳。若4公分表面积,2公分表长度,则4公分/2公分=2公分若分子分母之公分,一表重量,一表长度,4公分/2公分=2公分/公分;此2公分/公分且具有两种意义。譬如有杆于此,吾人欲同时表明此杆物质之密度,及其粗细之大概,往往言每生的米突二克兰姆,或每克兰姆二生的米突,依据度量衡法规言,则同为每公分二公分,吾人将不知其为每长一公分重二公分乎,抑为每重一公分长二公分乎。又若分子之公分表重量,分母之公分表面积,则公分/公分又将为压力之单位。是诚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妙哉,洋洋乎大观也！凡上所举,初非高深,三尺之童,率能了解,且例属常遇,非故搜奇,然其到处皆生误会,已是无可讳言。倘再进而论其在科学及工程上,所可引起之混乱与纠纷更是罄竹难书。一部物理教科书,将成公分公厘之“谜谱”。中国不欲有科学则已,否则度量衡标准制中公分公分之名词,势不能不谋有以改善之也。然则度量衡法,所以采用公分公厘等译名之理由,可得而闻乎？考其用意,不外以分厘为我国旧名,采用之以合习惯,而示不忘国本,其实亦有未尽然者。吾国旧制,度有丈、尺、寸,权有斤、两、钱,地积有顷、亩,至于最小单位之下,尚须更小之数值时,即不为另立专名,而用分、厘、毫等不名数,以为最小有名单位之十分一、百分一、千分一等小数,意义显然,毫无扰混。今度量衡法以公尺、公斤、公亩为长度、重量、地积之主单位,公尺之下有公分、公厘,公斤之下有公分、公厘,公亩之下亦有公分、公厘。公亩之公分为其十分之一;公厘为其百分之一;公尺之公分为其百分之一,公厘为其千分之一;公斤之公分为其千分之一,公厘为其万分之一。同一分也,前者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后者表千分之一;同一厘也,前者表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后者表万分之一。如是断章取义,混乱纷歧,反使分厘毫等字失去原有准确之意义。或又有问曰：“吾国旧制,尺之小数有分,斤之小数有分,亩之小数亦有分,沿用至今,未闻有若何重大困难;今度量衡法标准制名称中之公分、公分、公分,竟遭如是之抨击,是何故欤？”分、厘、毫之为小数,上已言之。吾国旧时,实际上,言长度,多至寸为止,寸以下可不计也。言重量,除极少数之珍贵药品外,每至钱为止,钱以下可不计也。即计算至寸钱以下时,亦恒与尺寸两钱等单位合并言之。如量布帛,则言七尺三寸五分或八寸六分,单言几分者,实所罕闻。如权油盐,则言五斤六两;秤金银,则言三钱五分;仅言几分者,亦属鲜有。处今科学进步,度量精密之世,则大不然。在万国权度公制中,生的米突与克兰姆之用,较米突及基罗克兰姆尤为普通而基本,如言1.25米突与2.5基罗克兰姆,往往口讲手写为125生的米突与2500克兰姆。今我国度量衡法乃将生的米突与克兰姆同译公分,宜其公分、公分,到处公分;小则误人耳目,大则颠倒是非,其足阻碍我国科学之发达与普及,可断言也。采取我国通用之分、厘、毫等字,而保存其原有之意义为十分一,百分一,千分一于万国权度公制之译名中,初非极难之事。该万国公制中,最紧要之二字为米突(mètre)与克兰姆(gramme),他若特西(déci),生的(centi),密理(milli)乃系字首,用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之意,适与我国分厘毫原义相当。故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教育部所召集之全国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决议规定mètre之名称为米,gramme之名称为克,而各冠以分厘毫,合成分米(décimètre)、厘米(centimètre)、毫米(millimètre)与分克(decigramme)、厘克(centigramme)、毫克(millligramme)等名词。意义清晰,毫无含混。比较度量衡法之强取不名数分厘毫,为各种单位之名数,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造成今日所谓公分、公厘、公毫与公分、公厘、公毫之名词,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孰优孰劣,事实昭然,何待强辩。犹有进者,公分、公厘、公毫等名词,创始于民国初年,历史不可谓不久长,顾其通行尚远不如粉、糎,粍与兝、兣、兞等译名之广。兹再以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与粉、糎、粍及兝、兣、兞两两相较,则生硬难读之弊,一扫无余诚属进步多多。是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耳,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此种公分、公分、公分,一个名词,三种意义,流弊之巨,为害之烈,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倡议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他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盖既加偏旁,笔之于纸者,固可目察,诵之于口者,奚克耳辨？如谓读音尽变则、坋、皆须异读,是法规采用分、厘、毫之原意,又将安在？明乎此,而仍兢兢于公分、公厘、公毫等名词之保留,不忍割爱,且不惜多方设法,以图迁就,用意何居,殊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矣。 * 本文原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三号,1935年。本文原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三号,1935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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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张柏春,1960年生,工学(机械工程)学士,理学(科学技术史)硕士、博士。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首席科学家。2001年起担任"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伙伴小组"组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个春日和煦的下午,笔者一行如约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的办公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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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看到一份专门研究华文科技名词的刊物正式问世。希望它的发行和流通会引起大家对此方面之重视与兴趣。本人一年多来与名词委员会各位工作同仁有多次接触，深知他们在华文科技名词上所下的工夫，真正是既深且广。一套即时而恰当的华文科技名词不但对海峡两岸的中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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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和统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和统一＂这五个字的逐步实现,饱含着成千上万参与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汗水,蕴藏着他们的呕心沥血、不辞劳顿,以及＂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严谨治学精神。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同义词的审定。当遇到一个概念有多个名称时,最理想的结果是确定一个规范名,其他都划归为不规范名词。在少量的、特殊的情况下,其中的同义词现象也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视同义词存在的合理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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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蒙古语名词法中形成名词时,只用词根和词缀两种词素组成名词。但形成化学物质蒙文名词时,依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命名原则,以化学物质的拉丁文名称做基础,从拉丁文引进“前缀”而组成化学物质的蒙文名词。即化学物质的蒙文名词是由前缀、词根和词缀等三种词素来组成其名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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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盼望很久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内心十分高兴,热烈祝贺！科学名词需要审定与统一,才便于交流经验和学生学习。如果名词各行其是,必然会形成错乱,不能互相了解。在旧中国许多科学家曾努力把外文科学名词,译成汉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由于未曾统一,各行其是,学生学习须死背硬记外文名词,增加了学习困难,我们老一辈人都深知彼时的苦楚。解放以后,党对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名词室,在郭沫若院长主持下,审定了一批基础科学的名词,花了几年时间,又征求了全国科学家意见,终于完成和公布了这些名词,在国内已经施行,效果很好。竺可桢副院长曾同我说过：“印度一位文字学家,到中国访问,他认为把全套外文名词,能用中文译出,是一件奇迹,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做成功了,所以我国对于科学名词的翻译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科学不断在进步,尤其六十年代以后,进展特别迅速,新的科学名词飞速增加,现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进一步把科学名词重新审定,是我国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非常及时和需要的。回忆五十年代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以本人所参加的工作为例,先把已有的汉译名词收集起来,再根据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把一本美国出版的新词典所译成的底稿,作为蓝本,请了若干位专家,在北京讨论审议,每周用一天时间,共花了三年才完成。有时可以因为不同意见,互相拍桌争论,但终于获得统一结果。我们当时争议的原因大致有这几种：(1)中国的科学名词译法大都是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意义来译,很少音译。那么对于这些外文名词的原义要了解,有的人不甚了解,只从常识来判断,当然会引起非议;(2)在当时日本的名词,有一定影响,他们从前很多是采用汉文古书中的名词来引用的,这是好的,值得我们采用,但是有些名词他们引用错了,而我们再坚持错译,那便引起争论;(3)有些名词在学术界已经通用,硬要引经据典把它改掉,那也不必,因此也会争论;(4)有些科学名词是从前所没有的,完全是新生事物,要找出一个正确恰当的汉名很不容易,有时须要造出一个新汉字,当时汉字简化委员会和汉语拼音等组织会提出抗议,也是争论问题之一。六十年代以来,科学进展特别快,预料未来十年科学将会加速发展,所以新的科学名词也随之而迅速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发现的原理,如何用汉文翻译出来,困难一定会有的,须要我们努力去做。前面已经说过,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汉译科学名词,须要具备一些条件：(1)对于科学名词的科学内容和意义必须彻底了解,这点也很不易做到,因为新的名词最先发表在原始著作中,科学著作每年都有成千累万篇,那能都已读过,必须有人去找寻摘录;(2)既是由外文译成中文,那么对外文和中文的修养程度要求不能不高,否则如何审定？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学科都是相同的一个字,例如femur(复数为femora)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都有这个字,有译为股或股骨(高等动物),有译为股节或腿节(昆虫);又如humerus(复数humeri)在高等动物译为肱骨,而在昆虫则译为肩。诸如此类的名词同一字而有不同译法,我们审定时应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例如高等动物是内骨胳,有股骨,而昆虫是外骨骼,只能称股节;至于肩则更应存异,例如人有肩,而昆虫的肩则指翅的外角或中胸背板的前角。由于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截然不同,不可能也不需要求得译名的一致,只可存异。但是必需说明：我们遇到可以求同的还是以取得一致为上策。我们这儿所指的“名词”相当于外文的“term”,而不是语法上的“noun”。因此名词中还包括其它许多形容词、数词、冠词等等,例如bi－,di－,deuto－,binary等,中文上只有二、两、双,用那个字正确恰当？还有许多外文的颜色,汉语用于颜色的没有那么多,外文没有绿只有青,也是互相不同的,至于新发现的物质,新发现的现象等等,文字上从来没有过,则须造出新字来,这在化学、物理学中累有出现,我国造了许多新字来译它们,过去文字学界人士对此颇有意见,其实这些字非新造不可,因为在原来的康熙字典中根本没有。人类文化不断在提高,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哪能用旧有文字来框住它,文化愈高,词汇愈多,这是进步现象,无可非议。还要说明一点,“名词”与“名称”是两回事,即term与name之别,中外都是区别看待,但近年竟有把这两词混淆起来,在运动中有人强迫科学家翻译许多名称,这是愚蠢的！例如世界上昆虫有一百多万种,他们乱抓几千个昆虫名称,认为有用处,其实不然,昆虫通用的是学名(拉丁文的双名法),至于普通名称则随各国语言不同而异,大多数昆虫只有学名,尚无普通名称,硬要译成中名是浪费而无必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党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很重视,将来可能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科学名词出版,汉译的名词,再转译为某一民族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新名词材料来源,如果找到一本新近出版的名词字典,那当然落得现成,尤其大都可能是英文版,比较容易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本现成的东西,既然是新名词,就必需从文献中去零找,那很费时费事,数、理、化、天、地、生以及其它学科,都各有细致的分支学科,可以就专长分工去做,当然还是一件费功夫的事情,但是如果做成功了,那在词汇方面还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这样做,而不要弄一本外国的十年廿年前的现成材料,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学科不同,内容各异,但各学科一定有许多共同的原则性问题,把共同的原则定下来,有章可循,大家分头去做,名词审定统一工作便能做得又快又好。前面说过,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奠基石,对于我们的后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个人对于名词工作经验很少,只是就我所知提出来同大家交流经验。我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心愿,今后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把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做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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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副实、词不达意和一词多义是科技名词中最忌讳的毛病。尽管如此 ,目前通用的科技名词中仍有不少患有这些毛病的名词。这些名词 ,或因约定俗成 ,使用年代日久 ,或没有合适的替代词而仍然应用于各学科中。这对于科技名词的推广、普及和应用都十分不便。毫不例外 ,土木工程学科也存在有这些问题的名词 ,现择其中若干常用的名词 ,谨抒鄙见 ,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系指在地面、地下或水域内修建房屋、道路、桥梁、铁路、隧道、海港、市政等工程设施的技术。但土木工程的范围不断扩大 ,最近如环境保护、海洋工程均可列入土木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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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这个名词源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名。在这本书里作者论及自然与运动的性质与规律,希腊文的书名原意是自然论。到中世纪把希腊文译成拉丁文physica,显然是从希腊文音译过来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上,物理一词的出现几乎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同时。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有一段简短文字,意思是说阳燧取火,慈石引铁,这些奇异现象不可能用耳目来明白其‘物理’,这物理两字泛指事物的缘由。不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我国先秦《淮南子》所称的物理两字的原意,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入手,这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惯用的物之至理的意义迥然不同。明代,我国的理学家王阳明有格物致知之说,可惜他对竹而坐意欲格竹之理而致知,格到病了,还没明白竹子生长的道理。但是格致两字却成为我国物理学(广义说自然科学)名词的先声。中国虽早在明末及清代已从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了西洋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著作。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他写的《西学凡》一书中,称今日之物理学为“费西加”,显系由希腊文或拉丁文音译而来。十九世纪日本译著西方科技书籍日多,“费西加”之称甚盛,并说明费西加者穷物理之学。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不久日本官方明确物理学之名称。物理之名肇始于此。汉日同文,随之物理学名词出现于我国科技书籍。我国有组织地集合专家们从事科技名词的审定工作则在清末有译学馆、科技名词编订馆。进入民国,先后有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译名统一委员会等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审定物理学名词,还涉及科技各方面,特别是在度量衡制度的确定和大小数命名法方面。譬如entropy一名词当时议论纷纭不能决定,最后胡刚复先生说,此名词的物理含意深奥须多字翻译,又不合汉字规范,于是他建议译成一个汉字“熵”。火代表与热学有关,含义为温度T与热量Q之商,熵读如商,议遂决,沿用至今人咸称善。这是译名一法之范例,中外文字不同,不必拘泥于外文。我国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中国物理学会在当时国立编译馆统一组织之下开始的。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开会凡七八日。杨肇燫对此工作最为积极,每日必到。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此即为今日《英汉物理学词汇》所采用。杨肇燫对物理学名词的审定有极浓厚的兴趣。stress与strain两词一向译为应力与应变。他认为应力尤为不妥,盖应力无单位面积受力大小之含义。杨肇燫建议stress译为胁强,strain译为胁变,而pressure则应为压强而非压力。这是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第一次审定物理学名词,以后由单位或个人建议的名词陆续送审定的前后计百数。1937年抗日战争军兴,学校、研究所向西迁移,离乱之际,国运如缕,一夕数惊,居处无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暂无暇顾及。然而有少数物理学者暂避上海租界,如杨肇燫留守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陆学善留守暂迁上海的前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此外犹有王福山、叶蕴理、许国保等。这辈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科学家虽与内地不通讯息,工资断绝,生活艰难,而不甘事敌,乃由杨肇燫发起乙酉学社之组织。请看杨肇燫所写的缘起：“民国三十四年之初(1945年——编注),抗日战事犹酣,曙光未露,殊深风雨如晦之感。本社同人蛰居沪滨,幽忧隐愤,共相策励,亟思藉韬潜之光阴,从事于严正科学之述作,为将来复兴作育人才之准备,效涓埃之助……”他们商定译述的丛书大都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的著作,如陆学善译了普朗克的《力学概论》和《柔体力学》两书,杨肇燫译的阿波拉汉—贝克的《电学理论》。他们在译述过程中对物理学名词十分斟酌。例如陆学善译的两册力学,如遇一个新名词,必在每页脚注下将原文注出,使读者知道译名的由来,不啻是一册英汉力学词汇。不仅如此,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借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每周集会一次,共同商讨物理学名词的译审工作。如crystal一词,昔译结晶,其义未确,改译为晶体,而crystal－lization则为结晶。又lattice原译为晶格,改定为点阵,其义更为贴切。乙酉学社自抗战时以迄期抗战胜利到解放之前,杨肇燫、陆学善等人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积累了数千词条,对解放初期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奠定了良好而丰厚的基础。这工作小组经一年的努力审定了近一万条名词,编写成《物理学名词》一书。杨肇燫、陆学善不仅始终参加名词审查工作小组,而且杨肇燫当时任科学社编辑之责,担任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分汉英、英汉两部分,便于检索。《物理学名词》就成为我国物理学名词最完善最早的辞书,物理学的发展甚速,新词汇日有增益,审定词条年有增添,而杨肇燫、陆学善两人今已作古。回首前尘,他们二位在物理学名词审订工作中做了开创性工作,将永为后人所纪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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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科技名词中有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具体名词的定义,无论是音译也好意译也好,很少产生歧义。但是,抽象名词则不同,因为抽象名词涉及该名词所涵盖的范围,如果定义不准,则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笔者从计算机通信发展的历史环境,对信息安全领域常用的两个名词cyber security和assurance进行分析,考察其所涵盖的范围和含义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局域网(local net):一个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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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名词》在 1996年公布 ,是在国内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在审定过程中 ,我们深深体会到名词统一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它与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是同步发展的 ,既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 ,又必须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必要的超前性。滞后性是因为科学名词有一个产生和为专业人士和公众所接受的过程 ,因此要求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而预见性和超前性 ,则是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快地发展 ,使许多名词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 ,名词本身也不可能不相应变化。例如 ,我们在审定本专业的名词时 ,就曾经对“园林”一词发生过争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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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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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科学春天的花蕾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三钱都来了”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名词工作逸事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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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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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自然科学名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学术交流就没有共同语言。要搞好名词的审定工作,必需有一套共同的准则。同任何事物一样,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术语的订名,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制定全部自然科学名词的共同准则,必须注意各学科名词的特点。这里,仅就天文学名词的特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许会对建立统一的准则有所裨益。一、名词数量的迅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文学一直在飞跃发展。射电和空间技术在天文学中的应用,导致了射电天文学、毫米波天文学、分子天文学、空间天文学、X射线天文学、Y射线天文学、等离子天体物理学、高能天体物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的出现。随着分支学科的发展,天文学名词也相应地急剧增加。1933年出版的《天文学名词》收词一千四百条,1952年政务院审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收词四千多条,到1974年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中名词数已增加到6000条左右,今年即将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中收词已达16000条之多。因此,基本名词的审定工作,应该同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相适应。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名词是变化的。某些过去常用的基本词现在可能已经很少使用而失去基本名词的意义了,而大量的新词正在成为基本名词。因此,审定名词应该充分注意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新词,同时淘汰一些历史上曾经使用但现已不用或少用的词,使统一名词的工作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于那些淘汰下来的已失去作为基本名词价值的词。仍可在《词汇》一类工具书中出现,供阅读旧文献时参考。各种专业名词的增长是有方向性的,它同学科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例如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天体物理学。从权威性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文摘》统计,其中天体物理学的文献在整个天文学文献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文学基本名词的选定应该反映这种方向性。二、近代天文学名词的国际性自然科学以及与此同时产生的各种学术名词是世界各国学者发展和创造起来的。大多数名词已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趋于统一,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工具。近代我国天文学曾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大量的近代天文学名词是在国际上形成以后传入我国的。研究和审定天文学名词不能脱离这个背景。事实上,审定名词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正确地、统一地规定与国际通用名词相对应的汉语名词。确定国际通用名词的汉语对应词,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特点。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将国际通用名词按本民族相应的语音拼出即成为本民族名词,这种音译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含义,音译出来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汉语有非常丰富的语汇,有极强的表现力,能够用非常简练的语词来表达外来词的涵义。因此,我们赞成“涵义对应”的原则。涵义对应是指汉语名词应同所对应的外文词在学术上的概念一致,近乎于按名词的科学概念来确定汉语名词。涵义对应同一般对外文语词的意译不同,意译允许一个外文语词对应几个汉语词。而按涵义对应原则,一个概念只能对应一个名词,一个外语名词一般(除外语名词本身具有多重概念外)不容许有几种不同的汉语名词对应。只有在外文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下,可容许一个汉语名词对应几个外语名词。三、我国天文学名词的传统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天文学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名词系统。其中许多名词在现代仍然继续使用。例如,金星、木星、天狼星、织女星、黄道、赤道等词,都是我国的传统名词。毫无疑问,这类名词应继续使用。在一定条件下,在创造现代天文学名词时,还可参考这类名词而演绎出新词来。例如,以典型天体的中国古代星名“大陵五”、“蒭藁”而将变星类型定名为“大陵型变星”、“蒭藁型变星”,这种做法是可取的。我国古代天文学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古代天象观测记录。这些资料不仅对天文学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天文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在国际上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宋至和元年(1054年)观测记录的天关客星乃是确认脉冲星起源于超新星爆发以及计算蟹状星云中脉冲星年龄的主要依据之一。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名词术语,已随着一些重要古代天文文献被译成外文或被外国文献引用而译成外文。但各家译法往往各不相同,许多译法不能表达原意。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古代天文文献的作用,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古代文献弄清古天文名词的确切含义,选择或重新确定外文译名,并且在我国编著和出版的外文书刊中使用统一的译名。四、天体专名的特殊地位天文学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它向我们揭示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天体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不断地有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被发现。例如,已发现的周期彗星就有几百颗,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发现;已发现的小行星已达两千多颗,每年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许多天体除了按某种方式编码外,往往还需一定的专名。天体的名称必须统一,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所以,新天体命名的工作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设有“命名和天文数据”委员会(即第五委员会)负责天体统一命名工作。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国际性活动。确定与天体名称相应的汉文名称是一件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天体命名的体系相当复杂,有按希腊或罗马神话中神名命名的,如天王星、仙后座;有按发现者名字命名的,如恩克彗星;有用著名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如哥白尼环形山;有用国名、地名命名的,如中华小行星;有按天体形状命名的,如马头星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制定出一个译名的原则,然后对大量尚未确定译名的天体名称进行细致的研究。许多小行星、彗星、星云、星团,数以百计的月球背面和火星表面地形都还无一定的译名,这件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五、同邻近学科名词的交叉天文学与物理学、数学、测量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天体物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天文学名词同这些邻近学科有相当多的交叉。对于交叉名词的处理,我赞成向主学科靠拢的原则。对于那些既属于天文学名词又属其他学科的名词,若主要属于天文学名词,则由天文界确定,但要跟相关学科协调;若主要属于其他学科,则由其他学科来定,不再另创新词,即使已经习用的,最好也改过来。天文学中使用的数学和物理学名词一般应从数学和物理学。所谓主从关系,应从名词的起源和学术概念来定。分不清楚的再提出来协商。某些相近学科中的名词在天文学中有独特含义的词,仍应作天文学名词对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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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新名词总是伴随新知识而来,所以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确切地说,是科技名词爆炸的时代。面临名词的爆炸式的产生,作为国家科技名词的审定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过去几年中,全国名词委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绝大多数学科的基本名词已经审定完毕。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对今后的任务进行审视。这里我仅就几个问题说几点粗浅的意见。一、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仍是基本名词名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应是基本名词——特别是教课书、科普读物、报刊、影视、生活、词典、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名词。这些词使用最频繁,一旦混淆则影响深远。尽管新词层出不穷,但新词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基本名词,这些词应该是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另外一些词只会在学术刊物和著作中使用,也要注意收集审定。还有一些偏窄词,在学术期刊著作中出现的机会也不多。虽然应加收集,但不急于审定。因为今后学术论文的发表将以英文为主,这些名词的中文定名的必要性不大。有些新词一出现就会立即成为基本名词,例如行星探测器,新发现的古生物,新元素的名称等。哪些词应看作基本名词,也需要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审定名词本身,也要审定名词的基本性。对新的基本名词的出现,定名应该越快越好。否则一个不恰当的词用惯了,再改就难了。对此我建议全国名词委应建立一种快速反应机制,比如,有关学科有个三人小组,或在北京的委员及时磋商出一个意见,迅速提出定名意见供学术界讨论。例如,国外新的航天器,应由航天、天文、空间三个名词委组成一个协调小组,在发射前就提出定名初步意见。专有名词往往也是基本名词。例如,航天器名称,亮星、星云、小行星名称,都是基本名词。我们应首先抓还没有定名的专有名词的定名工作。一些源于中国的词,需要对外传播、对外推介的科技产品器物的名称,如中药名,古天文名词,我国新发现的物种、古生物,如孔子鸟,中华龙鸟等,应尽早审定,并审定其英文词。二、重视名词推广虽然全国名词委的名称中只有审定之意,但我们的工作绝不限于审定。名词的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审定而不推广,不规范的词就会继续流传,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就只能承认它了,审定成了空谈。过去,全国名词委举行的一些热点新词新闻发布会在推广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搞好推广工作,建议在一些报刊开辟科技名词园地,加强和科技期刊的联系,主动将审定的名词通知新华社、大报、杂志。介入专业学术期刊评奖,设置名词正确性标准,或设科技名词规范奖。因特网也要尽快利用起来。本来我建议名词委建立自己的名词网站,但这样专的网站,查的人未必多,不如在综合性的科技网站上开名词专栏。查别的信息时顺便就知道了名词专栏的存在,就可查规范的名词。我最近在筹建一个科技网站ScienceDr.com,欢迎名词委在这个网上开名词检索专栏,还包括关于名词的讨论。三、加强基础研究全国名词委在基础研究上做过不少工作。在术语学的研究中,特别是术语体系中的逻辑结构,如“种”与“属”的关系等,在名词审定工作中很有指导意义。但是,中文科技名词的基础是中文术语学。术语学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成熟的。而中文的术语学不同于一般的术语学,是用中文表达科技术语的概念,有其特殊性,带有中文本身的特色。中文术语学理论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例如,借字、造字、缩略词、音译词、多音词的构造准则,新创字的发音规则等等都有待研究,应在中文语言学的高度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丰富发展祖国语言的基础性研究。过去开展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个别词的研究,如世纪,太空和空间,光碟与光盘等。也有些涉及到基本理论问题。例如,最近几期《科技术语研究》上登载的关于建立最小汉字小字符集的文章,张碧涌的短文中关于调制解调器和“猫”的叫法问题,都涉及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问题。在名词具体审定工作中,涉及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的讨论也不少,有很多专家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但还比较零星。建议首先总结一下现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中的涉及中文术语学原则的成果和见解,提出一些原则问题,引起争论,不是具体词的争论而是定名原则的争论。召开几次研讨会,推动这项工作。逐步形成中文术语学体系,进而反过来用理论指导名词审定的实践。四、抓好交叉学科协调名词审定的目的是名词的统一。涉及交叉学科的名词,几个学科的审定结果会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为统一名词,单一学科就无能为力了。希望全国名词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航天飞行器的名称,涉及航天、天文、空间三个学科,我建议建立一个三学科协调委员会,提出一些分工原则和协商办法,但这件事应由全国名词委出面牵头。其他学科我想也有类似问题。五、建立名词中新字、生僻字的发音规则这本来也属于中文术语学的范围。之所以要单独讲,是因为通常谈名词审定只涉及词义,读音问题比较特殊。主要是化学药物领域,新造字和生僻字较多,就是很有学问的人,见到这些新字也都不知道怎样读。如果有一个发音规则,让人们不必一个一个地去查字典就好了。* 李启斌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第六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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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编辑部转来的林元章先生《对“等离子体”名称的质疑》一文 ,我们早有同感。此名词英文是 ｐｌａｓｍａ ,其他拼音文字都采用类似的拼法或音译。中文是方块字 ,科学名词尽量采用意译是我们的传统。意译有“望文生义”的好处 ,但要有分寸 ,过之则将留下后患。近年来我们的新实践经验表明 ,意译要掌握几条原则。1 新名词应该尽量照字面直译 ,企图在译名中包含概念解说的作法不一定可取“等离子体”译名的缺点有二 ,一是太长(一般以二三字为宜 ) ,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 ,它已不能概括此词现代的含义。这些缺点都源于当初订名时企图把概念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