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宋学的天理之学

中国来代学者继承了其思想先行者的理论成果，并进行了合理去取，加工改造，从而构建了博大精深，富于思辨．蕴义深刻，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中国哲学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完整化，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的瑰宝．而且是人类文化宝库的珍品。中国宋代学术思想，群星灿烂，诸家峰起，学派林立，各有所主，这里择其天理之学论之，以就教于大家。原文共八部分，这里刊用其第一、五部分，题目作了相应改动。论来学的无理之学，必须先论及宋学的发端。宋代学术之盛，学风之变，注重心性，深究义理，理学…     

论二程“天理体贴”的思想旨归

二程的“天理体贴”是儒学思想范式转换的肇端.“天理体贴”是传统思想中“理”概念的逻辑发展继承和衍进,也是对佛学“理”的化用和借鉴,在此基础上使“天理”成为儒学辟佛的理论工具.“天理体贴”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儒学功夫修养的进路.     

王阳明 悟“天理” 易悟“官道”难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但他的一生,又坎坷波折,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病老等人生中的不幸。     

略论二程的学习思想

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在学习思想方面颇有建树,他对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观点和体验,对我们今天研究人类的学习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论徽州礼教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新安理学在微州民间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了微州礼教。徽州礼教标榜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尤其看重忠孝节义,具有积极和消极之双重作用。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康有为礼教观之近代转换

与理学之礼教秩序其合法性建基于先验天理之绝对正当性不同,康有为从近代西方之公理和人道两大基本观念出发,重建礼教秩序合法性基础。公理以平等观念重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师长等伦常关系。其近代意义在于解构天理之时间和空间超越性,瓦解礼教秩序之不言自明的超越意义,从而为礼教秩序的瓦解奠定学理基础。人道观一为人生来之资质,二为人之平等权利。人道观之理论意义在于为礼教制度的构建提供人性依据,即制度应当顺应人道之自然。其近代意义在于通过资质人性论对本质人性论的代替而实现了人之伦理本质的消解,这意味着人性之爱和恶失去了自身内在约束,礼教秩序之内在基础随之消解,礼教秩序之形成只能求诸外界。在资质人性论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以"教"和"学"为主体内容的礼教秩序形成之外在机制。"教"主要指以德行教化万民;"学"主要指对道的习得,其内容主要即控制人的爱恶等情欲,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有限控制。     

清代北海理学流派述考

有清一代,在理学影响和书院制度推动下,山左北海地区产生了以阎循观、韩梦周等理学家为代表的北海理学流派。阎、韩二人对学理潜心研讨,在行为上笃守力行;理学思想纯厚而通达,散文艺术简古淡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中后期山左理学的学术特征。二人还授徒讲学,带动了北海及周边地区理学研究的热潮,流派学者研习经义、阐发理论、互相酬唱,余脉悠远至晚清传承不绝,成为清代山左地区理学研讨的重要现象,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意义。     

吴三桂疑案辩析--兼论天地会中的吴三桂因素

吴三桂降清反清,疑点颇多,成为我国历史未解之谜。本文试图以近年得见的吴氏自身文献为基础,参酌私家记载,对比官方文献,揭露官书篡改史实二事,对天地会会书中吴三桂因素予以发掘,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戴震理欲观的得与失

戴震打着孔孟大旗 ,抓住“理欲之辨” ,痛击程朱理学 ,创造性地提出欲可节、不可穷 ,理在欲中 ,以理节欲的思想 ,从而把必然与自然、理与欲统一起来 ,影响可谓深远。但戴震的“天下人心所同然”之理是没有的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清朝前期观象台天文仪器的欧洲化

1669～1674年,耶稣会士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设计制造了六架欧洲式天文仪器,使中国天文仪器的精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713～1715年,纪理安为观象台添造了一架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1745～1754年,戴进贤、刘松龄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制造了一架玑衡抚辰仪.它遵循中国浑仪的结构旧制,采用了南怀仁用过的刻度制、零件结构和制造技术,本质上属于复古的设计.     

面东西日晷在清代的发展

面东西日晷是清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天文计时仪器.梅文鼎在<数理精蕴>中详细介绍了其作图方法,近一百年之后,清代天文学家齐彦槐实际制作了一具面东西活晷.该文根据张作楠著<揣(篇)小录>(1820年)中所介绍的齐彦槐的面东西活晷,详细论述了它的制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进一步探讨了它的来源--西方天文学的影响,认为清代出现的面东西日晷是在汇通中西基础上创造完成的.     

明制浑仪与玑衡抚辰仪之比较研究

明铸浑仪反映了宋至元代浑仪的研究成果,留有其流传沿革的痕迹,玑衡抚辰仪是清代所铸的最后一架大型简化浑仪,两仪相距时间跨度有300余年.该文旨在将两仪在历史渊源、功能结构、刻度划分、质地组成及造型纹饰等诸多方面作一比较研究.     

论清末同乡会

学界对清末同乡会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缺乏对其的详细论述和整体研究。作为一个以地缘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清末同乡会在会员方面主要是由共同生活的进步同乡人士、管理人员和捐助经费的官绅士商等组成。为了维持同乡会的有效运转,各省同乡会几乎都在管理方面不断进行完善,内容涉及管理机构、选举方式和规则、会期和经费。清末政局风云变幻,寻求救国道路是整个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从而使得这时的同乡会既具有自身互助、公益方面的功能,同时又以爱国为主要目的。     

略论晚清光州商人群体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光州是淮河上游的历史名城,其商业贸易起源早,辐射范围广,到清代已经进入鼎盛发展期,随着商业的繁荣,光州地域性的商人团体开始形成,并与当地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论清末新政时期满汉关系的调整

清朝作为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长期实行的民族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延续至清末,恰逢清廷大举兴办新政,新政改革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在此大背景下,清廷实行了化除满汉畛域的政策,对满汉关系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诸多原因,清末新政中的化除满汉畛域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相反,成为了清廷覆亡的重要诱因之一。     

浅论明末清初士人的忧患意识

明末清初,士人作为思想前沿的一个群体,对明王朝的衰亡和清王朝的崛起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士人的忧患意识在此时期有的表现出了对明亡的担忧,以直言极谏或者领兵抵抗的方式体现出来;有的明哲保身,以隐居或潜身学问的方式避世;更有的士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新崛起的清王朝服务。各种表现的原因：一有传统忠君观念的影响,二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值得探讨。     

清末数学教师的构成特点

清代末年,自强运动首领和经世派学者的大力倡导下,数学教育得到了显著发展,并出现了一批职业化的数学教师.该文依据大量原始资料,对清末数学教师进行了初步统计,并进而对清末数学教师的构成特点进行了分析.     

浅析晚清南阳教案

1861年,外国传教士依靠传教特权,企图霸占南阳城内的江浙会馆,由此引发南阳还堂案。教案发生后,法国传教士倚仗驻京法使,捏造伪证,肆意妄为地采取多种策略企图夺占江浙会馆。地方官碍于上司命令,不得不委曲求全,在传教士、绅民和上司间寻找平衡,处境极为尴尬。士绅在反洋教斗争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与官民保持着复杂关系。民众受谣言鼓动或是出于宣泄报复,坚决反对洋教进城。研究南阳教案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教关系和官员在对外交涉中的困境,更能透射出南阳近代的社会变动。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下的注杜风潮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天崩地解,有志之士历乎其交,中有所藏,不能默然,“以诗为史”“以诗续史”等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素称“诗史”的杜诗成为诗人学习的对象。此际释杜者甚众,钱谦益史以证诗、诗以证史,可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少陵诗史精神愈出。在传统“诗史”观的基础上,吴梅村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新命题,这是对诗的抒情功能的回归,也启示着释杜者对杜陵“心史”的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