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月龄历谱的数理结构及编排规则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借鉴天文历算及历谱编排的有关知识，试图提供一种被称为月龄历谱的数理结构模型（数表），以作为对具有某些月龄特征的词语的研究工具。其用途：（1）由这些月龄词语的干支差直接得出它们可能的年代间隔；（2）可用于编排相应的月龄历谱（如金文历谱、某些甲骨文历谱等）；（3）能对月龄历谱（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西周金文历谱）方案中月龄词语的月龄范围及年代间隔进行误差分析。     

《史记》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表初探

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12“世家”和若干“本纪”的纪年与历日记载的分析表明：自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时期的纪年法,以次年王公纪年法为主流,当年王公纪年法为支流,并杂以若干非常规的王公纪年法;春秋时期共他诸侯国历法和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建正有建子、建丑之别;司马迁对这些纪年与历日的记述,是依据《春秋历谱谍》等可靠的史料作出的,其所构建的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代,只有比例很小的失误,其整体是可靠的;西周共和元年是为公元前841年,可作为后计其后年代、前推其前年代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点。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

初吉、即生霸,既望,既死霸是常见于西周金文的纪时术语,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年代学意义。该文以铜器历日排比为基础讨论这４个名词的意义,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１）西周历法的基本特性;（２）纪时术语的各种可能月相和日序的分析;（３）铜器历日的相对排比及分析;（４）以传统宣王纪年安排晋侯苏钟历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铜器历日的绝对排比;（５）应用数据库讨论厉王的可能元年。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对《春秋》所载历日干支的深入分析，可证明鲁国历法系为阴阳合历，大、小月相间，大月３０日、小月２９日。由特定的周期来安排连大月，所用朔望月长度约２９．５３１日。约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６年）前多建丑，确非建丑的年份占６％；后多建子，确非建子的年份占１０％。置闰的方法尚不规范，而约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给出了鲁国历谱。春秋各诸候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春秋历法     

西周明堂建筑起源考

西周明堂是见于史料记载的一座重要的、涉及周天子祭天、布政等重要礼仪活动的建筑。但是，有关它的功能和型制，既无西周时的史料记载，又无建筑实物遗存，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从西汉至明甭及至近现代，诸多学者论道颇多。该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原始社会至殷商的建筑考资料，通过对西周明堂起源的探讨，论证西周明堂是一座集天子祭天、布政于一体的大内正朝建筑。     

《开禧历》定朔计算精度及分析

定朔是古代历谱编制的直接依据,同时,它的推算精度也会直接影响日月食的精度。计算出《开禧历》行用期间的所有定朔时刻,与定朔的真实值相比较,得出每一个定朔的推算误差。其定朔推算精度的总体水平在21分钟左右。利用周期函数法,计算出经朔误差为8.4363分钟。进而综合分析各种误差,找到影响定朔精度的主要因素及特征,在众多影响定朔的误差中,月亮改正数的误差作用最大。     

西周天象和绝对年代

文章依据殷末和西周的天象记录，推定了武王伐纣年和西周诸王年代。根据“五星合聚”、“岁在鹑火”及“月相干支”的记载，得出天文受命元年是公元前１０５８年，伐纣之年为元前１０４６年。把“天再旦”现象解释为发生在郑州地方的日食的“懿王元年”算出是公元前９０３年，但公元前９２５年也有成为“懿王元年”的可能性。     

后SCI时代已来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正科研评估本来的目的应该在于以评促建、评建相长,以此促动知识创新和转移,服务于人类生活的终极福祉。近年来,大学在知识创新和转移方面的功能被矮化成细小的量化指标,科研活动被各种评估体系所掣肘,SCI变成横行大学和科研的指挥棒,学术生态被改写,大学的     

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

商末黄组甲骨文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有一批周祭材料,其中属于帝乙的周祭材料自二祀到十祀十分密集,在周祭顺序上完全可以连接成一个系统.重新研究这些材料,分析它们在历法上的自洽性,证明它们可以属于同一部历法,并通过各条材料之间的限制关系,基本确定了由这批材料所决定的这段时间的历谱.采用历日计算的方法,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进行连接,指出帝乙可能的在位年数为21年、26年、31年,以26年为好.连接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的计算结果,显示出自帝乙二祀到帝辛元祀之间岁首当发生过较大变化,这为以前关于商后期岁首曾在夏季或秋季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历法上的证据.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

《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星象物修历，也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文献。文章将该历按月给出的１７个星象分为昏旦南中，伏见和星座指出３个部分其使用年，结论是：《夏小正》中各星象的年代是一致的，该历普被用于周代，其起源可以上推至夏代，但确认后者还需要其它方面的证据。     

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结果的复原

该文根据复原了的元代《授时历》交食术及有关史料，重新考察并研究了“仲康日食”的古代计算结果，并就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郭守敬（１２３１￣１３１６）和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推算用《授时历》法进行了研究，确认了古代失算这次日食的日期对应于公元前２１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是由僧一行和郭守敬给出的，但其食分的推算值却很小。     

包山楚简历法新证

该文利用四分历步气朔公式，求历元公式和“借半日法”对包山楚简历法材料进行计算，证明包简主民日干支全部合历，楚国行用丑正殷历，产针“借半日法”的使用提到战国时期。     

关于《天问略》作者来华年代及其成书背景的若干讨论

阳玛诺于1604年7月来华.1610年12月15日日食预报错误,激起了明末改历的呼声,事件持续了一年有余.为了给修改历法做理论和知识的准备,中国学者和耶稣会士可能就介绍什么内容、翻译何种书籍和遴选何人参加等,进行过讨论和计划,<天问略>和<表度说>、<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等即该计划的产物.阳玛诺当在1612～1613年受邀来京,在中国学者周希令、孔贞时和王应熊的协助下撰写<天问略>.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

春秋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韬(1828—1897年)在西学和传教士影响下,重新考订了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其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介绍其历学著作的内容,分析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原因,考察他对中西历法的融汇与折衷,并再现了他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年)等人的学术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