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此,从法治主义要求出发,应当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适度改革。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分类

本对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之称谓进行辨析，认为两实质含义一致，进而提出了采用“法律上的分类”与“理论上的分类”的观点。作立足我国刑事证据的立法分类，分析其规定不足，建议重新分类，特别指出刑事证据分类应注视一、二审的转化问题和与今后将建立的证据规则相衔接问题。     

论刑事证据展示制度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论道家思想与现代刑事法治的契合

道家思想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本文探讨道家思想与西方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贯通。对老子思想中的"柔"与刑法谦抑精神,《易经》中的阴阳之道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思想,以及《道德经》中"和"与"俭"的观念与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之间的契合展开研究,并将上述思想对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影响展开探讨。     

浅谈建立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这于保障被害人权益不利,也妨碍“控辩式”庭审的有效展开。建立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应与我国民事证据保全制度和行政证据保全制相衔接;并赋予该制度证据开示、人权保障和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对规范侦查行为、切实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近日,我国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本文以《规定》为基础对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以期促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完善。     

法治视角下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明力探析

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程的加快，在我国法治化走向不可避免的态势下，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研究亦应放在法治视角下进行，对非法证据价值的取舍，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因此，必须从价值层面对非法证据予以剖析。     

我国刑事证据审查模式反思与完善

随着刑事证据审查规范不断修改、完善,我国在刑事证据领域发展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审查模式：在纵向上,形成了“证据材料-证据-定案的根据”三步骤审查模式;在横向上,建构了依证据种类划分审查规则模式。但这种审查模式的不协调性愈发明显,限制了刑事证据审查的发展空间。为重新理顺关系,克服困难,应当借鉴大陆法系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审查的两步骤模式,并以我国传统证据三性即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为基础,将两者有机结合,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审查模式。     

中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情况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并反映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法治化水平。对美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介绍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强制措施运行中所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并非我国强制措施制度本身规定不妥，而是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关注不够充分；在强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由此引发种种问题。对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是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当务之急。     

浅论刑事政策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刑事政策是控制犯罪和保障自由的措施,是法治国家的立法智慧,是刑法的灵魂和核心。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礼治社会逐渐向法治社会、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国有必要制定科学的、法治的现代刑事政策,以指导我国的刑事实践。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搜查是侦查措施的一种,属于依靠强制力的国家行为。由于其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即住宅和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故各国法律均对搜查制度予以严格规定。本文通过对刑事搜查的基本界定,阐述刑事搜查的基本原则,结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搜查制度的比较,将刑事搜查的分类予以明确,并通过了解与搜查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救济规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现刑事搜查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问题,借鉴他国合理合法的做法,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针对缺陷提出一些建议。     

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

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辩护人的地位、责任、辩护权保障等方面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与之相适应,公安机关作为重要的刑事执法机关,应当清醒认识思想观念、立法和执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更新和转变执法理念、证据观念,建立与辩护人的良好互动关系,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等措施,积极应对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不断提升刑事执法水平。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兼评证据开示《意见稿》的完善

在我国,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在刑事审判环节,辩护人只能在法院看到主要证据复印件,而看不到全部证据材料.同时,辩方也不负有在庭前向控方开示其掌握的证据的义务,因此,造成证据相对封闭.并且有时控辩方都随时要面对对方的"突然袭击",庭审质证流于形式.随着刑事制度的不断改革、发展与完善,为维护司法公正、公平和提高庭审效率,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亟待建立.结合<意见稿>[1]对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程序、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现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之我见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它在专门性问题方面有很高的证明力,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缺陷作初步探讨和分析,对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一些设想.     

法治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价值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刑事政策的价值问题的理解有所偏差。刑事政策的价值问题应成为刑事政策研究领域乃至刑事法研究领域内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应把该问题纳入法治视野下进行研究。据此,在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内涵,并尝试分析法治视野下刑事政策的价值构成后,提出法治视野下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论刑事证据制度修改方式的选择

针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方式，法学界学者提出四种不同方案。刑事证据法典化方案缺乏立法法理上的合理性，在我国也没有基于学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现实性。建立统一证据法典或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正从而全面完善证据制度的修改方案也缺少合理根据。因此，对刑事证据制度作局部修改的方案较为适宜。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变性

从言词证据、证据思维和相关法律漏洞几个角度出发，对证据可变性以及刑事证据规则在处理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刑事和解,可以成功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几类依法从重处罚的案件外,其他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来理解的刑事和解的含义,以司法和谐的理念来确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公诉案件的处置权来判明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从刑事和解的负面效果预防来设计刑事和解机制。     

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照刑事诉讼法律统一适用和规范发现、收集、提取、分析、鉴别、采信和适用刑事诉讼行为的条件和标准。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法活动的展开,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构建符合刑事诉讼需要的证据规则对于保证刑事诉讼质量和完善刑事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这不同与大陆法系＂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法系＂以严格的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予以合理的限制＂的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与困境——以广东徐辉案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规定在第2条，并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具体法条作出修改和完善，在实践中积极贯彻和落实。近日，广东徐辉冤案的平反更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深刻反映。文章以此案为视角，在分析人权保障基本理念基础上，探讨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与困境，并反思人权保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