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与证据——实用主义与证据主义之争

理性曾被认为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标志,而理由是理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果一个行动或信念是合理性的,那么至少得有好的理由来支持它。证据主义者认为,相信的理由就是证据,只有证据能够合理化一个信念。实用主义者坚决拒斥这种想法。他们主张实用因素也能成为相信的理由,在信念的形成与证成中发挥作用。这场争论推进了人们对理由的理解。因果论证与反思论证是支持证据主义的两个基本论证,然而它们都有各自的缺陷,没法彻底击败来自实用主义的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即奠基论证,能够更好地回应实用主义。它的基本想法是信念必须能够基于理由,却没法基于实用因素。同时,这种基于关系可以用干预主义因果理论加以说明。     

科学预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     

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人类学的思想精髓,本文首先讨论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以及这一观念的核心立场;继而,重点论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所带来的科学观的变化,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最后对围绕相对主义的相关争论进行几点讨论。     

非理性还是不同的合理性--阿赞德人的案例

本文通过对阿赞德人案例的分析，考察了不同学者对阿赞德人行为是否合理的不同看法。作者赞同SSK学者关于合理性及其标准的主张，同意其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并对相对主义自我驳斥的批判进行了反驳。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论尼采透视主义的真理观

尼采力图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传统真理观，提出了透视主义真理观：尼采通过揭示传统真理观所预设的本体信念的非理性根源，撼动了基于神目观的绝对主义真理观的根基；通过阐明认识所依赖的透视视角的种类和特点，批判了传统相对主义真理观中唯我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通过向价值关系的回溯，凸显出真理与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形而上追求的紧密关系。尼采透视主义真理观将人性关切和实践理性引入到对真理的哲学反思中，为全面理解真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文语境。     

自然类、物种与动力学系统

关于生物物种的本体论地位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物种是拥有本质的自然类,另一种替代观点认为物种是没有本质的个体。传统观点的困难是本质主义与进化论不相容,但这并不能成为物种个体论的理由。混杂实在论和自我平衡属性簇理论主张自然类的一种非本质主义解释,物种仍然可以看做典型的自然类,但是这种进路同样面临不少困难。本文试图提出生物物种的一种动力学系统理论进路,也即把物种视作动力学系统状态空间中的吸引子,进而将这种进路扩展为自然类的一种新本质主义解释。     

生命体系中的平衡和有序问题

一、平衡的相对性问题我们都知道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又说人体和一切生命体系都经常维持平衡。对于生命体系中平衡的相对性问题,人们一向从动态平衡观点去解释、去认识。按这个观点,生命体系处于不断打破平衡、再建立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便是平衡相对性的体现。应该看到用这种动态平衡观点虽能成功地解释各种物质系统的运动状态,但单纯用它解释生     

信念及其透明度特征

在我们考虑是否要相信某种陈述的时候,总是想要找出关于这种陈述的事实证据.哲学家把这种特征称为信念的“透明度”特征.要解决证据论者和实用主义者在信念伦理学中的矛盾,就应当诉诸于对透明度的正确解释.因为这种透明度特征反映了信念的概念性事实:当且仅当P的时候,关于P的信念为真.这种规范性的真理使得只有证据才能成为信念的理由.     

直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与限度

当代分析哲学普遍使用的概念分析、思想实验和反思平衡等论证方法最终都诉诸直觉作为证据。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实验哲学追问并反思直觉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在直觉问题上,证据论和取消论是当前最为流行的两种立场。两者虽不乏洞见,但都因过于保守或太过激进而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一种值得提倡的观点是直觉的限定论。这种立场既能捍卫直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又能提供直觉合法使用的边界。     

"本体论承诺"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

科学知识是以假说的形式被提出并通过不断的经验证实成为科学理论而被接受的。科学假说是科学家把对世界的信念和看法用语言陈述的形式具体化了的命题。这种语言层面的命题表述,涉及把世界的本体实在翻译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由于世界本体实在的相对性及本体论的相对性,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假说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构成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奎因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把这一问题明确地表现出来并进行了具体和详尽的阐述。     

后现代社会的科学与宗教

所有的知识都是叙事知识,也都是地方性知识。后现代主义可以定义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里,知识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地方性知识由于强调知识的生成与辩护都具有地方性特征,因而最终也无法超越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从理论立场上说,本文认为一种"温和的相对主义"立场是可取的,它既充分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的多元性与特殊性,又强调各个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参与、分享的过程中达到相互的理解与认同。     

科学的"权力/知识"考察

本文探讨的是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传统的知识论为什么无法容纳权力概念，接着指出从表象主义的知识观向能知的知识观的转变的必要性以及此种知识概念与权力的内在相关性，文章最后讨论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合理性和相对主义等问题。     

新证据主义及其修正——兼论实用主义与证据主义之争的出路

什么样的考量能成为信念理由?证据主义与实用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论辩僵局。新证据主义者试图从信念理由的本质出发打破这一僵局,但它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信念和理由的能动性,忽视了其功能性。通过给审议性约束理由概念(DCR)增加一个胜任力或德性条件,审议-胜任力约束理由概念(DCCR)不仅修正了新证据主义,而且能更好地阻击实用主义。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诺布效应

对诺布效应进行理论解释一直是实验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对意图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种认识受到了越来越多实验证据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在没有道德因素的情景中也发现了诺布效应的存在,这显然是不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从前景理论的视角看,对行为结果的得失分析和损失厌恶对意图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理论解释不仅与已有的实验结果相符合,而且为重新审视大众直觉的可靠性提供了启示。     

后现代主义的数学观及其认识

后现代主义者对数学有一种基于后现代基本立场的理解。这种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批判性。这种批判可以促进对于数学的反思，对于抑制惟数学主义和强科学主义的思想趋向是有积极一面的。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对数学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现代性数学的视域之内，并且其认识的片面性也是需要指出的。     

康吉莱姆科学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在科学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上,康吉莱姆在坚持巴什拉的规范史立场的同时,又强调了理论史与概念史的差异,进而主张科学史是宏观非连续性与微观连续性的复合。新旧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无法在巴什拉式的认识论断裂框架内得到解释。由此,康吉莱姆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意在给予那些"被放逐的科学"以恰当的认识论地位。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编史学的各种传统立场都保持了距离,在历史认识论的层面上实现了"规范"与"历史"的统一,成为理解康吉莱姆独特的"反-反-辉格史"的进路的关键。     

理解、理由与解释

文章主要针对如下几个问题展开。首先,论述了认识与理解之间的差别在于,理解除了需要把握事物的规定性外,还需深入到它们的"理据或理由"的层面,甚至还包括把握它们的意义与价值等;理解是一种对对象的重新解释的活动。其次,论证了理解的基础并非是事实性的,它依据的是理由。理由虽与事实有关,但并不等于事实。事实是自在的、客观的,理由则既可是客观的,也可是主观的。把某种事实作为理由是经过主观的选择、解读、判断的结果。自然事实具有可重复性,理由则未必如此。可以有普遍的理由,但不存在普遍的事实。最后,探讨了理解与解释的关系。理解是通过解释而形成的。理解的解释总是在不同的理由中寻找最佳的理由,因此,它在方法上属于最佳解释的推论。     

脑成像作为“法律证据”的伦理辩护

脑成像能否作为法律证据是近年来法律与神经科学交叉的一个重要论题,争论双方各自从不同的立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从伦理学的道义论立场出发,在行为动机、道德规则、道德义务三个方面表明,脑成像作为法律证据只能得到部分辩护.文章从伦理学的后果主义立场出发,表明在脑成像技术不成熟的状况下脑成像作为法律证据得不到辩护.     

社交机器人情感真实性的伦理争议:“实体论”与“关系论”两种进路及其关系

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情感互动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呈现出“实体论”与“关系论”两种进路,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共同致力于解决社交机器人情感真实性的伦理价值问题。其中,“实体论”进路否认社交机器人情感的真实性,并通过论证推动或维持用户与社交机器人进行情感互动行为的非正当性,认为社交机器人的情感对用户是不善的,应该在伦理上受到限制。而“关系论”进路则肯定了社交机器人情感的真实性,其通过论证用户与社交机器人情感互动的结果善,认为该行为可以在伦理上被接受。两种进路虽然在伦理价值的分析对象、分析方法和证成目标上不尽相同,但二者具有共同的理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相互嵌入、互为补充的关系。此种关系的揭示,不仅可以为协调两种进路之争提供参考,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交机器人情感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