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自然

本文评述了当代基督教自然的神学对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这一观点对克服生态危机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自然的神学才能使神学摆脱牛顿关于自然的机械描述。皮考克的自然的神学主要讨论20世纪神学自然观及上帝与自然的关系模式。上帝主要是信息的传输者。逻各斯的概念尤其适合于表达神圣的内在性。本文旨在表明，神学观念吸取科学概念表达方式。20世纪上帝观更多同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自然对立。神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科学观的影响。     

机械技术改变生活

机械技术创造了现在生活 比奇洛的信仰并非是机械的自然神论，而是基督教的“千福年说”——相信基督降临并统治世界1000年，“影响我们道德品性的因素中，排在基督教之后的就是技术，”他说，“技术在提升人类进程和促进人类喜悦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机械宇宙观之于基督教和天道信仰的不同意义

由于对至上神圣存在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基督教和天道信仰这两种信仰传统在近代面对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时遂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基督徒借助自然神学的思维框架,欣然同意把宇宙视为一架精妙复杂的机器,以此论证上帝的存在。然而,宇宙若被视为不具备内在动力、生机和灵慧的机械,则它显然不足以担任至上神圣存在这一角色,因而机械宇宙观对中国的天道信仰则构成严重的挑战。     

美国的常青藤名校

美国很多老牌大学都跟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年为了宗教自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在抵达“新世界”的第一件事情是建立敬拜上帝的教会，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办教育。     

神奇的力量

休默总统缓缓睁开了那双被全世界的人称作“闪烁着上帝般智慧光芒”的眼睛。尽管“全球思维直播中枢”的光电信号一直刺激着他的视觉神经,但当他睁开那双从直播开始就一直紧闭的双眼的时候,仍然觉得那本来柔和的灯光大刺眼了,所以他不禁眯起了眼睛。“这就是本能?人类进化到今天,在如此发达的高科技的辅助下,难道这种动物性的本能反应仍不能完全消除?”一想到这些,这位在二十五世纪被称为“上帝的光辉”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的人——休默教授、现任地球总统,就会隐隐觉得有些什     

先秦科学思想管窥——以《诗经》与《楚辞》关于"天"的认识比较为例

《诗经》与《楚辞》中对“天”这个哲学范畴有很多的论述,它们分别在具有人格意志的主宰之“天”、表示道德法则的义理之“天”,以及代表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自然之“天”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显示了南北科学思想的差异。     

“光”:从象征到理性──中世纪自然哲学的一个案例

本文以贯穿基督教时代的一个重要概念──“光”为案例；划分思想滥觞、前经院主义、经院哲学和后期经院主义等四个阶段考察中世纪自然哲学的发展线索。特别就其所缠绕的信仰与理性关系作出一番梳理。我们发现，随着自然的理性因素愈来愈突显，基督教信仰一统天下局面之颠覆乃必然之事。     

转基因:人类能否扮演上帝?

具有诱人的发展前景的转基因技术，它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的风险是未知的。那么，人类是否可以扮演“上帝”——干预自然的遗传构成?关于这一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根植于文化的冲突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歧之中。     

基本内涵、规制危机到转型路径——乌尔里希·布兰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探析

面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难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吸收马克思自然观、调节学派规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并从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在“社会的自然关系”架构下，布兰德批判性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制危机以及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绿色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旨在实现社会生态转型。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布兰德揭露了根植于北方国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危害，虽因淡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陷入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但他对和谐公正的“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追求，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提供时代理据。     

从水利工程抗震实践探求“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历代贤达对这一思想有过许多深刻认识和独到发挥，但目前人们对这一思想在许多具体领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本文结合水利工程抗震专业的实践，对“天人合一”思想给出自己的具体见解。首先，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这表现在水工抗震的实践中，就是必须注意水工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能只顾人类自己的利益。其次，人类应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我们不有过分强调“掌握和驾驭”自然规律，而更应该“尊重和顺应”这些规律。最后，人类必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明白，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因而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主动去适应自然，切忌“反客为主”，以免引出诸如“水库诱发地震”之类的人为灾难。     

“上帝”“神”抑或“天主”——基督宗教Deus汉译名探讨

针对常见汉译《圣经》版本分别将“Deus(God)”译作“上帝”“神”和“天主”的现状,从教父学翻译实践出发,分析这三种译名于义理的“合与不合”,认为“天主”是“Deus(God)”的最佳汉译名。     

牛顿炼金术手稿的历史境遇

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的炼金术手稿是他纵贯一生的炼金术活动的忠实记录与历史见证。然而,在牛顿身后的200多年里,这些手稿一直被人锁于深箱;尽管人们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遵从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则将炼金术认定为“伪科学”,因而不愿意也不敢于正视牛顿这位“理性科学之父”的炼金术活动及其手稿。迟至本世纪50年代,这些手稿才开始被普遍地应用于科学史以及历史研究的前沿,并逐渐获得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些手稿的恰当诠释,不仅涉及到人们对牛顿其人及其思想的新理解,而     

基因技术与生死观的重新审视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自认可以作为重塑自然的设计是来继续生合未来发展的创造性进程，人这生死过程越来越不成其为自然的过程，而成为人为之事。传统生死观“惜生防死”的伦理规范在基因技术寻求个体不朽的过程中体现到极致，但个体过长的寿命不仅违反自然法则，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退化。辩证的生命观总是和它的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应把握生命的质，而不是计算生命的量。     

笛卡尔的普遍数学思想与其上帝观的发生逻辑

笛卡尔整个形而上学的阿基米德点"我思"往往被视为第一原理,而忽视对普遍数学思想的关注,他设想的普遍数学蓝图为理解其哲学体系和第一原理提供了一套方法论路径。"我思"出场前,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以"恶魔假设"来确保"清楚明白"的自明性。质言之,"我思"具有一种被隐藏了的先验意义的道德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源自上帝,因而在笛卡尔的上帝观与"我思"之间构成了无形的张力,即"笛卡尔循环"。若从普遍数学出发重新清算笛卡尔认识论的展开逻辑或许能够在"循环论证"中敞开另一处理解进路。     

科学文化建构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规定

自然对科学的场域开放指向科学之于研究对象的不变性反思，形成对物的实在性表征所关照的科学哲学的自然进路。于此，人性缺场，语意失范，科学被推向纯粹的自然秩序而获得背向自身存在的表观确定性。理论实体的意义消解和SSK的人类学转向超越“自然-社会”非对称性解释循环。科学转化为地方性语境中的实践要素集合，其结构序列和逻辑秩序朝向人与物和合的文化场域延展。至此，科学复归地方文化语境实现科学文化的一般性建构。文化之于“人”的本质规定折射出科学文化“求真”“崇善”“臻美”的价值诉求，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在科学文化中被重新理解和诠释。     

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

《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是莱布尼茨研究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代表作。本文从理的本质、理与上帝、理一分殊、万物一体以及“鬼神”观诸方面，探讨了莱氏在其文中是怎样理解分析朱熹自然哲学的，从而发掘当时“东学西传”的历史文化蕴义。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魔法的盛行和对实验精神的培育

作为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自然魔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魔法、主要为了实用目的的技术的魔法形态。由于自然魔法师广泛的观察一实验技术实践和他们关于物质实在的学者式与工匠式的思维方式的统一,16和17世纪欧洲人对自然世界的理解趋向更加“自然化”和“技术化”。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魔法实践促进了实验主义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实验工具和实验程序基础,促成了西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经验主义旨趣向实验主义的嬗变,促进了西方世界自然概念的革新,凝练了对于科学研究的献身精神。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制度化,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魔法实践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

“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至少理解一门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在我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设想一下,说某人理解一门科学史(例如物理学史),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某种向导。例如,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设想一个科学家的最崇高的使命是实现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物理世界图景(Weltbild)。这可以用一种类比     

有关生物多样性词汇的商榷

生物多样性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在生物学界,而且在政界与社会公众中十分流行与得到极大关注的人类环境与生存问题。李鹏总理在参加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从而作出了我国对世界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庄严承诺。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实践中,国际上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名词或术语,其中一些重要的名词在我国尚缺乏确切的含义或一致的称谓。这不仅不利于研究和实践的需要与发展,也有碍于科学的定义和公众的理解。在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台湾或其他华语地区和国家的沟通方面产生不便。以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要的概念和名词而言,在英文中主要有三个名词表达出不同层次、程度与含义的“保护”,但在我国(大陆)汉语中却只用一个“保护”来表达,造成概念的含混与不确切。在UNESCO(1994)所编的《环境与发展简报——生物多样性专辑》(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riefs-Biodiversity)中明确地使用了“保存”、“保护”与“保育”三个名词：preservation(保存、保留)：为了维持生物个体或其组合(但不是为了其进化的变化)而制定的政策或方案(如动物园与植物园等)。protection(保护)：在自然区域中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或限制。conservation(保育)：指对生物资源持续发展的各种管理行为,即不仅可以为这一代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时维持其潜力以满足未来世代的需要。因此,保育之不同于保存和保护,在于它可以提供给自然群落在该条件下长期的保持和继续进化的潜势,以及投入了积极的人为管理行为,而不是消极的“保存”和单纯的“保护”。如果进一步从这三个词汇的英文含义来理解则更有助于明确其区别。在第三版的《Webster新国际词典》(1981版)中是这样阐释这几个词汇的：“preservation(保存的名词)：保存的行为或被保存的状态。preserve(保存的动词)：1)保持安全免于损害、伤害或毁灭;保卫或防护。2)保持存活、完整无缺、存在,或免于腐烂。3)保持或贮存以免于腐败。”“protection(保护)：保护的行为;被保护的状态或事实;免于危险或伤害的隐蔽处。”“conservation(保育)：1)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或考虑周到的保存、保卫或保护;一种安全或完整状态的保持。2)通过政府权威,或私营协会,或企业对某种事物的照管、保护和监护,如：a.对一种自然资源的有计划管理以免于开采、毁灭或无人照管;b.特别是一个制造厂对一种自然产物的明智利用,以免于浪费,并保证被耗尽资源的将来利用。3)一种关于协调与规划如何实际应用生态学、湖沼学、土壤学及其他对于保存自然资源十分重要的学科资料的知识领域。”由上述关于conservation的阐释可以理解到这是一类比“保存”和“保护”更高层次与水平的科学管理行为,应当在字面上予以区别。以汉语词汇之丰富与很强的表现力,应该对这三种不同程度与性质的行为加以区别而相应采用不同的名词。在日本与我国台湾的科学文献与行政条文中已用“保育”一词来表达conservation。希望我国的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学者以及管理者们能够接受并使用这三个有确切的科学含义的名词：保存、保护与保育。除此以外,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还有几个常用的重要名词也应当有统一的汉语名称,如：restoration与biome。restoration一词在《Webster英文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复原到一种未受损的或更为改进的状况”与“被修复、复原、更新、重建的状态”。因此,restoration不是简单的恢复(recover),而具有更为积极的更新与重建的意义。Todd(1988)将restoration ecology理解为两个十分不同的发展途径：第一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试图重新建造真正的过去的生态系统,尤其是那些曾遭到人类改变或滥用而毁灭或改变了的生态系统。在重建中强调选择正确的种类组合,并尽力重建原来的生态关系。重建意味着系统结构与种类的重新组装。重建的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当地重要的基因库。第二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对那些由于人类活动已全然毁灭了原有的复合系统和多样的生境而代之以退化的系统。在此,重建生态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符合人类经济需要的系统。重建所用的种类可以是原来的种类,也可以不是。往往所采用的植物或动物种不一定很适宜于当地的环境条件,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或采用各种先进的工程措施以加速生态系统的重建。这种把重建自然的需要与人类的经济需要相互结合起来的途径可能是恢复地球陆地植被的更重要方法。由于restoration如此丰富的内含,似应译作“重建”而不是简单的recovery——“恢复”。在有关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化的科学文献中,biome是一个重要的单元。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中有下列组成与层次,即：biomes,bioregions(生物区),landscapes(景观),ecosystems(生态系统),habitats(生境),populations(种群)。biome是生态系统单元中的最高层次,过去译作“生物群落”或“生物群系”,均不确切。Biome是“一个主要的陆地或海洋的生态区(如,热带雨林biome,热带海洋biome,荒漠biome,冻原biome,针叶林biome等),是一系列连续的生态系统”。在1995年由UNEP发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专著(Watson,R.T.et al.1995)中更明确地将biome定义为：一个洲级尺度的区域,以其特殊的植被与气候为特征。可见,biome是具有一定气候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区域,既有类型的概念,也有区域的范畴,是以植物功能类型的特殊组合为特征的。因此biome可译作“生物群区”,较强调“地带性”原则。最简要的生物群区系统(Stolz,J.F.等1989)如下：热带雨林 温带草原热带季雨林 冻原与高山草甸温带常绿林 荒漠小灌丛温带落叶林 岩石、冰与沙寒温(北方)针叶林 耕地疏林与灌丛 城市稀树草原此外还有Matthews,E.(1983),Dickinson,R.E.(1986),Holdridge,L.R.(1947)与Box,E.(1978)等的生物群区分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