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隐私伦理问题探究

大数据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不同于以往的隐私伦理挑战,这种新挑战表现在数据挖掘、数据预测和更全面的监控等方面。导致隐私伦理问题的技术原因是海量数据的共享与挖掘,其社会性后果是主体身份的数据化。问题的现实性根源在于数据共享平台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多样性,以及个体观念与相关行为的转变。通过提高数据用途透明度、调整个人隐私观念、搭建共同价值平台、寻求合理的伦理决策点等对策,提高价值与行为的一致性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论网络时代的伦理问题

时代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提出的问题。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计算机互联网在人类创造便利的同时也撞击着人类苦心营造的传统伦理壁,从关怀人性和满足人性的高度对计算机互联网网络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进行冷静的理想思考是人类的权利和责任。     

碳移除的伦理风险与治理

碳移除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手段,但诸多风险不容忽视。碳移除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技术负作用值得警惕;它也面临着区域与行业间公平的争议,甚至是代际公平的挑战;它有着明显的道德风险,减排路线易被弱化乃至有改弦更张之险。碳移除伦理风险的治理需要确立碳移除政策的公平导向,制订碳移除有序实施的路线图,创新碳移除限度的制度设计。     

信息技术的伦理探究——从隐私的视角看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带给我们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隐私权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内容。信息技术不仅从内容、范围上拓展了传统隐私的包含内容,它对人们隐私的侵犯以及造成的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使伦理学扩大其研究范围,这使得伦理学和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的更为密切。伦理学越发展现出它的实践特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对伦理和道德生活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认知渠道、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大数据时代信息隐私面临的伦理挑战

在数据库话语体系下,数据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构成了信息域的本体结构。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大数据时代下个体身份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数据挖掘到信息拓展的过程。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智能计算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推断性难题,所以就信息隐私而言,在一种人工环境的完全包围中,则必然要面临人类自我反思能力丧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即"超级全景监狱"之下的个体自由问题。立足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回到信息域本体结构的论证之上,并且将信息隐私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重新审视其内涵,才能为这一伦理难题的解决寻求一种可能性途径。     

算法设计伦理治理的立场、争论与对策

算法伦理问题直接产生于算法设计实践,而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源自不同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立场,是现实世界与技术界互动交融的结果。根据算法设计主体的差异化价值取向,可将相关伦理立场分为功利论、契约论、义务论、德性论等四大类型。算法设计的四种伦理立场在治理中极易导致四种特性鲜明的伦理倾向,即功利论下技治主义的弱正义性、契约论下规则主义的强形式公正性、义务论下规范主义的弱目的性以及德性论下自律主义的不可控性。算法设计的伦理治理应以构建负责人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为指引,在实践中要遵守算法向善的基本价值立场,坚持公共善的核心伦理导向和负责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算法设计道德化的全流程覆盖并完善相关伦理治理体系。     

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中关于科技伦理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科技伦理本身的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基于人类整体的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科技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循环、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性批判是走出困境寻求出路的根本思路.     

从水环境治理走向水伦理治理——水环境治理的伦理探析

实现长效治水,促进人与水的可持续发展是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难题。水环境治理从工具意义上认识水,将水看作人类客观改造的对象;水伦理治理把水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水共构、共生的理念,强调治水是一种合伦理性的治理,以水伦理为价值取向,围绕水伦理问题进行治理。浙江“五水共治”的治水伦理实践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好人水关系,促进人水和谐提供了有益参考。     

大数据征信的隐私风险与应对策略

大数据征信使个人隐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侵扰和威胁。大数据征信的隐私风险主要表现为隐私主体非自主、保护边界非清晰、信用记录非遗忘、匿名的非安全、侵害救济的非明晰性等新特征。隐私的立法政策的制定受制于技术进步、公共利益、隐私认知、国家竞争等多个层面约束,应寻求创新与规制之间的平衡。隐私风险的防范亟待强化隐私泄露的技术控制、完备隐私法律体系与法治监管、形成用户自觉与企业自律的社会规则、并制定大数据征信标准及适度政策引导。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决策上的困境.因此,进行合理的"伦理决策",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本文在对风险现状考量的基础上,对伦理决策的界定、过程、模式及决策依据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断裂、不确定性与风险——试析科技风险及其伦理规避

科技高速发展引起的价值断裂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使基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成为高风险的社会。科技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规避科技风险硌须重视科技专家的伦理责任,注重吸收责任伦理和交谈伦理的思想资源。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规范建构——以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

法治化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关键保障。目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面临三重现实困境,首先反映在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之间本身存在某些紧张关系,由此反射到法治层面,则对法治带来了众多外部冲击。而后,如何调适这些紧张关系也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困境的叠加使得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供给显得薄弱与滞后。为此,在规范建构上,一是针对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内在紧张关系明确规范前提,即正确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二是通过全面的规范路径逐一回应两者相互关系带来的对法治的外部冲击。三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视角建立以互动为核心的规范保障,在体系层面满足两者相互关系对法治提出的更高要求,由此形成“法治供给有力—伦理治理有效—科技发展有序”的良性传导机制。     

科技风险识别差异及其治理: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

科技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但是不同利益主体对风险的识别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着冲突。在此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对风险识别目标、识别模式,以及风险归因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与冲突,我们认为需要加强科技风险治理,从而实现纳米科技负责任的发展。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内在价值”的消解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伦理理论却在价值论的路径上找到了契合点。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构成了环境伦理的价值基础,但将自然实体进行数据集合化的"信息体"却无法成功地将"内在价值"嫁接于信息伦理之中,而基于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存在"、"双重演化"理论的"普遍关系效应"的生态价值观有效消解了"内在价值",并且成为了信息伦理的新价值基础。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约束与选择: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探索

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现代科技的伦理问题要受相应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主要由自由的受限性、自律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强制性等多重因素所决定。针对现代科技伦理制度的定位与缺失,需要选择和制定科学的制度,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使科技能更好地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