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趋向建构论的科学本质观

对科学本质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内在论与外在论这间的争论，并持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本文试图通过建构的实在论来理解科学的本质问题。第一，建构的实在论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理论与实在、模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关系符合建构实在论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第三，世界是随着人类创造能力的进步而不断丰富起来的，这种特性既不符合实在论的理解，也不符合反实在论的理解。第四，建构的实在论充分地考虑到了认识论的“自然化”与“社会化” 合壁。     

风险决策背景下的预警原则争议及启示

风险预警原则能否作为风险评估中的决策规则一直存在争议。尽管表述不确定性和决策专断性成为风险预警原则主要缺陷,但在风险不确定情形下,以科学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却导致理性悖论。风险评估的社会建构性,揭示出风险预防是一个多元、开放、协商的过程。风险预警原则的政策含义在于,将风险不确定性这一难题转换为可以协商的话题,以形成共识。     

决策情境中的科学哲学——创世学审判的启示

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阿肯色州590号法案所引发的“创世学审判”，以及罗斯、劳丹和奎因等科学哲学家关于这场审判所涉及的科学哲学如何介入决策过程问题所进行的争论，说明科学哲学家在现实决策需要的情况下应该介入决策过程，但是也应该对自身在其中的困境保持清醒的认识。     

熟练行为与专长：基于“习惯”的现象学考察

在对熟练行为与专长的研究中，习惯主义者认为专家投入一种沉浸式应对，反思性介入会影响技能和专长发挥，而理智主义者认为心智的反思性控制对于提升技能和专长必不可少。经验研究表明这两种观点往往相互交织，并构成一个连续的谱系。“心智性反思控制”和“身体性的自动性”的二元论无法解决“动态界面问题”。在此二元对立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尚未充分发掘的领域，即习惯领域。立足于对习惯的有机主义和现象学解释，尤其是基于梅洛-庞蒂的心身辩证法，可以发展出一种奠基于身体自动性之上，但同时又具有内在智能性的习惯概念，这种习惯概念可以阐明熟练行为与专长的本质特征。     

科学应用科技统计指标和数据为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

本文针对社会上对科技投入、科技绩效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议论和质疑,对有关的科技统计指标,如论文指标、科技成果转化率、专利指标以及R＆D经费与GDP的比值等指标的含义和用途进行了解释和数据对比分析,提出了“科学地采用科技统计指标和数据是客观认识我国科技发展实情的基础”和“准确地把握科技指标的内涵是正确决策的保障”等观点,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科技决策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事实判断和价值分配是决策的两大基本要素,而知识是事实判断的基础。科技决策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多重维度以及价值与事实的缠绕,往往会出现多种关于事实判断的知识主张,理性的科技决策应当以"公共知识"作为决策相关事实判断的基础。公共知识是对决策相关事实的多维度的共识性理解,具有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公共知识作为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倾向的多元行动者相互博弈的产物,经历了提出、辩论、整合和合法化等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为,各个社会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公共知识体系,可以从行动者及其角色等八个方面把握其特征。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权力配置研究

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内的权力配置是影响决策系统运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决策组织结构是决策权力配置的外显形式。以1951年以来中国国家科技事务最高专设领导机构为对象,比较分析支持其运行的政策决策组织系统结构变化,发现为化解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合理性与可执行性之间的冲突,权力配置在广义型集权与狭义型集权之间多次调整,但问题却难以解决。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存在协调途径单一缺陷,结合中国政策决策实践经验提出进一步发挥预算在科技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改变科技政策方案拟定者依靠代理人间接参与政策方案选择活动的方式转为直接参与、深化科学家在政策方案拟定活动中的参与度等建议。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进路解析

女性主义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展开其科学批判与科学研究,在传统科学观、建构论与科学实践论三种视域中形成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1)在传统科学观视域中,女性主义主要以“概念分析”为进路,试图通过对理性、客观性等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揭示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男性气质,并以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新客观性等概念构建其理论;(2)在建构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理论建构”为进路,试图通过对建构表征与反身性困境的批判和反思来构建女性主义科学衍射新模式与科学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3)在科学实践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其进路,使其科学研究视域转向性别、种族、阶级等异质性因素与科学的动态作用研究,揭示性别差异的多层次性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

虽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有着共同的问题域，即科学的本质问题，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方法和理论的相对自足性，直到最近兴起的科学与技术研究才考虑科学的社会发展道路。而社会科学哲学则以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为对立两极来构筑自己的发展道路。批判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为二者的发展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平台。     

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

在传统概念里，企业的“决策”和“执行”的角色分工是这样的：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老板），常常是靠“拍脑袋”决策，员工们在公司决策出台之前是毫不知情的，甚至大多数中基层管理人员也统统被蒙在鼓里。然而，在决策公布后的第一时间里，     

香山科学会议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14年4月1—17日,香山科学会议陆续召开了主题为：“城市地下空间火灾安全基础科学问题”、“文化遗产空间观测与认知”、“太赫兹波在生物医学应用中的科学问题与前沿技术”、“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建设与应用”、“地球系统动力环境变量可预报性研究的进展和挑战”的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     

自在实体、现象实体与物理实在

自在实体,指人类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客体,是康德的“自在之物”。现象实体,指自在实体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表象,并强调有“形”有“体”的一面。人类的眼一脑系统无法从原子的发光现象直接建立电子的形象,但却可以通过电子波振幅中抽象出的曲率概念间接建构。量子力学描述的电子波是曲率波,是真实的物理实在。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九）科学是“魔鬼般的价值库”——一种劳动价值论视域的解读

对“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这一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技术的价值的探讨。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价值问题，理论界提出了“科技负载价值”、“科技与价值无涉”、“科技价值中立”和“技术负载价值而科学与价值无涉”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的评价，而是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劳动价值论视域对科学的价值进行解读。从劳动价值论的视域来审视，科学不是“魔鬼”但却是“魔鬼般”地负载着人类科学劳动创造的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价值库”，因此科学所形成的“价值库”即“科学价值库”，是“魔鬼般的价值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