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类在世的方式

本文从神话、现实等视角解读技术对人的本质性意蕴，指出人凭藉技术进入存在，假之于技术而得以生存与发展；从事实、考古学、哲学的维度剖析技术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特质；得出人必然是技术性的存在物，技术是人类在世的方式。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科学,人文与自由

科学与人文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在思维模式、精神气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具有相互不可归约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科学与人文又并非绝然对立的,它们既相异区别,又同源共生、和合统一.科学与人文皆源于人对自由的追求,它们都是反映人的类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都是确证人的自由本质的实践方式.     

技术原罪

20世纪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全球性问题”也接踵而至 :生态危机、人的危机和社会危机频频发生 ,特别是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危机产生的根源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 ,是技术的本质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技术不同于科学 ,它是对象化、物化的 ,既有自身作为独立的体系的逻辑发展进路 ,又体现着一种以人为核心的自然、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其每一次历史变革都必然会作用于人类、自然和社会。由此 ,技术的本质决定了它既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物质上巨大满足和生活上的极大便利 ,也内蕴着潜在的危害…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是对人和自然界价值论地位的三种确立方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否定性的关系；自然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肯定性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对立统一之合理的“度”或“点”在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论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卡布雷拉的人类增强观及其批判

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领域关于人类增强的争论常常被归纳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两大阵营之争。而神经伦理学家卡布雷拉却将人类增强的应用范式划分为生物医学范式和超人类主义范式，主张二者在人类增强的目的、应用领域、实施手段等方面各有侧重，人类增强的生物医学范式与超人类主义范式的争锋是从肯定的方面来探讨和解决人类增强问题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她提出了第三种可能范式，即社会范式，并主张这是一种看待和应用人类增强技术的新视角，它跨越了两大主流范式的争论框架并弥补了其局限。并且，卡布雷拉还据此对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进行了优先性排序。不过，她所提出的人类增强的社会范式在实践可行性、技术基础、优先性依据、概念命名以及对解决相关争议的有效性这五个方面还需进一步地反思和论证，否则不能令人信服。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生态纪元

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全球危机。在地球的地质——生命历史中，这是继古生代末期和中生代末期物种大批灭绝之后的第三次终结。宏观生物学强调对地球整体的理解。它涉及五个领域——陆地，水，空气，生命，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所产生的技术如果不能与自然界的技术相兼容的话，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采用与自然相容的技术，走向生态纪元是必然的发展过程。满足生态纪的五个基本条件包括：理解宇宙是一个交流的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堆积；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生存；认识到地球是时间沉积的馈赠；要实现地球是原初本原，人类只是其发展演化出来的产物；实现单一的地球共同体的存在。走向生态纪，还需要创造性、伟大的故事，人类有效的回应以及生态纪的语言。     

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以"人是什么"问题为轴心,围绕人在本质上是"工具制作的动物"或"理性、精神的动物"展开争论,形成了"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奥特加·加塞特提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并非即成的、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不断获取;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但技术并非人的本质属性,而是生活中"第二性"的创造活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奥特加追问的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是什么",由此超越了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争论,从人的存在出发思考技术,并面向人类生活建构技术哲学。     

人性尊严、主体权利与"能力方法"——人类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批判与建构

尽管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分布在人类增强技术生命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但几乎都不会拒绝人的尊严和权利概念,这是争论双方共享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于,两者的理论辩护都是从描述性的关于增强技术发展及其影响的可能性事实到规范性的关于增强技术道德结论的论证性飞越.能力方法作为一种广泛而通用的伦理人类学框架,否认并批判上诉分裂立场的...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     

试论高技术与人的异化

高技术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改变对象开始向人类自身扩展,甚至威胁到人之为人的存在.高技术时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变得愈发严重.人类可能逐渐失去对技术的控制,会被技术奴役.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异化非常明显.人文和绿色技术是高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与人文珠联璧合 学术共思想相得益彰——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25周年 从分化到汇合：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走向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当代许多社会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都与此有关。两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     

重建类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

环境危机是由人的失范行为导致的。人如果还有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存发展而破坏自然的失范行为,那就说明人还没有彻底摆脱动物的本性,人还不是真正的人,距离人的本质的实现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探求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过于崇拜自然而失落了人,否定人的本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价值观扩大到自然,实际上是削弱人的作用、人的特性,也否定了人的本质。只有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     

人类重大疾病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与应用

实验动物无论对阐明发病机制还是对基于机制的新药研发和评价都不可缺少。但任何实验动物都不可能与人完全一样。因此，从动物实验结果外推到人的可信度（临床预见性）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实验动物与人的相似度，即“类人性”。资料显示，在啮齿类动物实验有效的药物最终仅有5%左右能用于临床，主要原因在于啮齿类动物与人在遗传，生理生化及代谢等方面差异都很大。而非人灵长类由于其与人类遗传和生理上的高度相似性，是人类健康与疾病研究的理想，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模型动物。     

数字化生存的人文价值与后人类中心主义

数字化生存巳退步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将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将人类经验存封，影响了现代人类的自我认同建构，对人进行数字技术控制。为此，我们应当从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建立与数字化生存的合理关系。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与化解技术危险的可能出路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由技术的集置本质而得到规定，集置体现了此在将一切现实物都看作“资源井”或“持存物”的存在解蔽方式，其背后的理论前提是以传统哲学的主体主义和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范畴存在论思想。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此在的“自身性”无处不在，但这并非是此在的真正自身或“本质”,集置由此蕴含着最高的和极端的危险。化解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出路在于，此在要在本真决断的方式上领会到集置及其背后的传统哲学理论预设的本质局限性，并基于一种可能的崭新的关系存在论思想，重新看待人与物之所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所标识的是一个与以集置作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后技术时代，它能够开显出技术(物)本身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的存在意义，从而有可能在本质上避免技术的危险，它或许能够成为今天乃至未来的人类技术的基本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