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纳米认知增强的伦理思考

纳米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能够在药物、植入物、基因技术等方面为认知增强提供更多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但是,纳米认知增强亦是一把双刃剑,其目的的不同会引起一些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纳米科技专家和管理部门在研究和开发纳米认知增强技术的过程中,应遵循保护人类受试者、区别对待、预防原则以及底线原则等伦理原则,以促进纳米认知增强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关注和规制策略

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成果在世界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关注,国际科学界很快对此做出预警性反应,并通过国际会议和联合声明等形式划定相关的研究"底线",禁止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探讨负责任地开展人类胚胎编辑研究的规制框架。     

和谐社会与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给出了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履行和谐社会赋予教育的和谐伦理使命，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是教育支持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发展的教育目的观、公益导向的教育设计现、义利结合的教育价值现、适当超前的教育发展现、“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观构成了教育和谐伦理的基本内涵。一般说来，和谐发展的教育通过培育和谐的心态、世态、生态和意识，以营造心和、人和、天和、思想和的和谐环境，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支持。为确保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必须：确立使受教育者和谐发展的和谐教育思想；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和：整合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摈弃教育产业化；实现教育公平。     

数字化生存的人文价值与后人类中心主义

数字化生存巳退步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将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将人类经验存封，影响了现代人类的自我认同建构，对人进行数字技术控制。为此，我们应当从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建立与数字化生存的合理关系。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动物实验“3R”原则确立的研究

19世纪随着人们善待动物观念的兴起,社会公众和科学界围绕"动物实验"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公众质疑以科学的名义残忍对待动物的合理性,科学家们则坚信科学发展离不开动物实验。在科学与伦理的交锋以及科学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技术——政治相互磋商下,动物实验"3R"原则得以确立。"3R"原则既满足了人们对动物的道德关切,又保障了科学的发展。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基因专利的伦理审视

随着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基因专利的争论日趋激烈。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基因专利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基因专利很难得到伦理辩护。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发展和促进利益的公正分配，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基因专利的审查。     

工程伦理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近年来,工程伦理教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在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领域。本刊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了这一期笔谈。有六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以期引起更多讨论,推动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深入开展。     

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

现代技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重大风险,通过对计算机漏洞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技术风险的分类、成因及治理等问题.技术风险客观存在于技术应用过程之中,包括有无法避免的本体性风险,由于不当操作产生的主体性风险,转化为军事应用后形成的政治性风险.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受资本支配的应用逻辑,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     

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

本文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关于"工程知识是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应用"这一长期流行观念的分析批判,来力图确立工程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的知识论地位,进而尝试阐明工程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在笔者看来,工程知识虽然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构成,但总体上鲜明地显现了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深度交织与融合.     

"现代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衰

古希腊的学术是摆脱实际需要,探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智慧学问.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实际效用的影响下,一些因其可以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探求社会普遍规律并以此理性地筹划社会的社会科学得到相应发展;相反,那些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探求普遍规律,因而无实际效用的人文学科相应失落.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关系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前者甚至是后者的一个技术理性筹划的结果.     

论自然现象的“理解”与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

自狄尔泰提出“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之后,关于说明与理解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提出“自然现象的说明需要理解,人文社会现象的也需要说明”,并就说明与理解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作用,二者的统一及其机制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