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发展伦理学以当代人类整体发展实践提出的伦理问题作为对象。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和谐共生、人与自身和谐发展,发展伦理学对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基本伦理关系进行了新领悟和新治理。在领悟和治理这些伦理关系中,发展伦理学主要回答发展中出现的三大基本道德问题。     

奠基于新哲学的发展伦理学--论发展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近代理性主艾的主体性哲学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变成无伦理约束的绝对主体,把物变成失去本钵论根基的“为我之物”。传统的人道主艾也阻塞了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否定了对人的改造自然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发展伦理学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的实践行为和发展的限度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界不友好的态度,但是他们还没有预见到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把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原则加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地球生态系统承载极限的阶段,这使人类面临着进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相交的可持续发展革命的任务。我国当前的对策应是确定适度发展的经济目标,同时在利用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优点的同时,限制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点。     

试析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的误区

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的主要错误在于割裂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联系，以抽象孤立的思维模式审视两者的关系。马克思实现了自然观上的传大变革，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交互作用的，自然史与社会史的演进是同步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统一的。马克思现实的自然观是合情合理的，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和和谐发展。     

和谐伦理:和谐发展的伦理学基础

所谓和谐发展,就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向度的发展模式。和谐发展的伦理学基础理应是和谐伦理。和谐伦理,就是调节自我、人我、物我之间的道德规范。“三和”——心和、人和、天和,是和谐伦理的终极指向。心和指自我身心的和谐,是和谐发展的微观伦理基础;人和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发展的中观伦理基础;天和指人与自然界万有存在之间的和谐,是和谐发展的宏观伦理基础。实现了“三和”,方能求得人类需要和非人类需要的和谐,达致“保合太和”的境界。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试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实质内容。它主要包括：人们应从实践角度出发，用辩证思维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应致力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马克思的这些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增强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文明意识，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等。     

马克思之技术哲学基本思想初探--兼谈作为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之技术哲学

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哲学首先应该回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样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马克思的技术哲学；马克思把技术界定为活动方式、生产方法等等；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技术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决定着人的本质；技术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技术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时代的变迁。技术促使着人类的异化，并将最终消除这种异化，使人类走向解释。     

理性危机与可持续性伦理基础

人类的过分理性化以及有组织的控制自然过程，是导致现代社会发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从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应该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局限性，唤起人在理性地与自然交往的同时，应该注重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建设，在进一步的生存实践中重新寻找促进“平衡”与“和谐”的行为规范。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从价值论看"生态人"的合法性

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生态人”的合法性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三个层面的价值观论证表明：当今时代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人”。     

情感增强的正向价值及其限度

情感增强通过人工方法来干预、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类情感,以此强化情感主体的情感识别、表达、理解和调控等能力。根据情感主体增强前后的显著变化,情感增强在个人、社会和情感三重维度上分别发挥着提升人类个体情感能力、观照人类社会情感生活、人工手段“制造”情感等正向价值,然而情感增强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情感物化倾向、社会伦理争议等价值限度。因此,只有辩证看待情感增强在当前语境下的正向价值,兼顾其价值限度,遵循科技向善的总则,对情感增强进行多维度理解和差异化发展,才能使科技与人文在协同发展中保持必要张力。     

论技术使用的可持续性

技术使用的可持续性意指技术使用者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主要表现在技术使用者的可持续性、技术的可持续性以及过程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在经验型技术使用语境下,技术使用维持初级的可持续,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在实体型技术使用情境里,技术使用的初级可持续状态被打破,人与自然关系异位;而在知识型技术使用境遇中,人类致力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归可持续性并建构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走向"生态伦理的整合"。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理论应然与实践必然: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

理性关注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与融合问题,乃是科学展开自我反思的结果。基于哲学层面的反思,源自休谟对"是"和"应当"之间的区分;基于文化形而上学层面的反思,正是马克思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和关于自然的人化的论述。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基础,人文精神规范科学精神。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首先是科学的,但它又是处于人文层面的,是有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导致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在协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应正确认识人为中心主义，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谓“自然界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全面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和主体性，在行动上力求接近客观规律，求得人类本身的全面发展。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