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ANT的“互构论”世界图景及其“组合方法”

在借鉴“常人方法论”社会生成性等观点的基础上,在案例深描的过程中提出,ANT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技科学在简化和操控世界的过程中联结并置换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异质性行动者。基于此,ANT提供了审视科学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这一世界图景,从而启迪人们在本体论层面将身处的世界视为纷繁复杂且不断重构的“科技社会系统”。ANT“互构论”世界图景的呈现,得益于其自身中隐含的“组合方法”——推行“新规范主义、关系主义、实践生成主义、人文主义”等方法论准则。尽管ANT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但是目前也不应推行“征服世界”这一学科帝国主义立场。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内证：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之独特研究方法

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方法中最具独特价值,且蕴藏着无可替代强大生命力的唯有内证法。本从儒、道、佛三家求道的方法论实践出发,描述了其在精神领域、心灵层面实现内在实证的基本过程。三家虽在求道的终极追求上各不相同,但其“静观”、“存想”和“禅定”的内证表现出如下特征：统合主客、摒弃言语、超越经验等。内证作为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中觉知自我意识的极有效方法,也极大地扩展了西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内容和视野。     

“整体子思维”——中国古代“尊道”“贵德”的生存方式与当代启示

基于长期对宇宙生命存在的体悟,中国古代已孕育出以尊道贵德为内涵的整体子思维方式,衍生了整体性的生存哲学。这种整体子思维既包含人们在宇宙中的尊道之理和贵德之质,又蕴藏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尊道与贵德合一的存在秩序。而且,人类的生命价值完善就在于以尊道贵德为内容的实践过程。它不但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还成为当代社会有序建构的可能理论来源。     

允许的限度：“能力进路”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涉及到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超人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以动态的人性观为逻辑起点,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在视角转换上,由纳斯鲍姆建构的“能力进路”作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范式,它从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性,为回应人类增强技术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适用的概念工具。在实践的维度,遵循能力进路设置的能力清单涉及对最低门槛的核心价值的解释,它既在规范框架的层面规定了共同体准入的标准,又在价值框架的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价值共识的期待。由此,“能力进路”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

芒福德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首先从技术人类学角度将技术史分为使用水和木材的始技术、煤和铁的古技术以及电和合金的新技术三个阶段，然后将历史上的技术分为两类：多元技术和单一技术。他认为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多元技术逐渐被以“巨型机器”为代表的单一技术所取代，产生了“机器的神话”，人被沦为机器的奴隶。芒福德提倡一种“民主的技术”，以改变单一技术的文明，从而恢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和技术的协调发展。     

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及其功能关系

宗教和科学关系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从本质上看，宗教和科学则存在世界现和方法论的对立。宗教神学本质上是以信仰超自然方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断了自然和上帝之间的传统联系，只要科学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那么，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鸿沟。但是，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只是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人是决定宗教价值和科学的价值的主体和关键。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人类的“自我设计”，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认识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我们将发现宗教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客观需要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文化力量。     

《庄子》技术的“本真”及其历史超越

学界在谈论庄子“技术”思想时，常从现代技术概念出发，或认为庄子反技术，或认为其推崇技术，使其“技术”观呈现出二元悖论的局面。通过对《庄子》的系统梳理，发现“技术”作为复合词并不见于文本，庄子“技术”思想主要凝结于他关于“技”或“术”的观念或寓言中，与“道”密切相关。庄子并不是最终指向技术本身，而是在“道”的宇宙观下，借技术活动来关注人的生命，追求技艺自由、回归自然与人文生态。抑或说，借贬“技术”来反对通往“道”的一切藩篱，借褒“技术”来赞扬一种近乎超功利、超结构的技术来体道、悟道，以求养身、养生、养神，最终达到关注人、人的生命本真。这种技术思想对当代人们克服异化和实现生命本真具有重要启示。     

论道家"和谐"的生态美学思想

远古时期人们就重视生态问题.先秦道家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从"道法自然"出发的和谐生态美学思想,在更高意义上阐发了人的审美活动,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道家崇尚自然美,把完美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看作宇宙的完美生命,把和谐安泰的社会看成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把自适率真的情性看作人自身的完美归宿.这种观念和思想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家自然主义的技术观

道家自然主义包含着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自然”,其技术观也呈现出两种“技术”的特点：一种是物质层面可见的技术，另一种是文化层面不可见的技术。技术是顺应自然的产物，同时技术又可能产生背离自然的风险。道家对技术背离自然的揭示反映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技术影响文化发展，同时文化对技术发展又起着制约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合理运用技术来促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并在文化层面从根本上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     

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根植于启蒙人文主义,但又在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从理论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包含着批判与建构两个主要的维度。这意味着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首先是在对生物保守主义有关思想、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解的批判基础上得以澄清和呈现的;其次,超人类主义在建构其“未来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底层运作逻辑,而这种具有哲学未来学意义的逻辑被我们恰当地总结为对人类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最后,这一逻辑也是深刻把握和洞悉超人类主义“未来学”思想其当代价值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事实上,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未来学反思是一种行动性反思,或者从权力诉求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种政治性反思。     

"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从社会环境、哲学思维、精神氛围、学术气氛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义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所营造的较为适宜的外科条件；从技术，人才和方法论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所奠定的内在发展基础。从而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论科学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可以界定为当代所有的关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观点的总称。这些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或“正统型”；（2）“激进型”或“反叛型”；（3）“中间型”或“折衷型”。这三种科学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都有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偏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科学与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从水环境治理走向水伦理治理——水环境治理的伦理探析

实现长效治水，促进人与水的可持续发展是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难题。水环境治理从工具意义上认识水，将水看作人类客观改造的对象；水伦理治理把水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水共构、共生的理念，强调治水是一种合伦理性的治理，以水伦理为价值取向，围绕水伦理问题进行治理。浙江“五水共治”的治水伦理实践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好人水关系，促进人水和谐提供了有益参考。     

科学实验的价值实现

科学实验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知识生产活动，具有知识价值，而且还通过渗入、内化、拓展等方式对技术和人类的文化发挥重要功能。因此，它还具有技术和人文方面的价值。从多维的视角审视，科学实验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就是其价值实现在各层面的体现。     

逻辑冰峰上的人文主义——论石里克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

石里克的科学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它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1）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积极建构肯定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的人文价值的“科学世界概念”;（2）展示科学创造的动力与“青春激情”和“游艺自由”之间的紧密关联,张扬科学求真的人文意义;（3）以逻辑分析和心理学揭示人性的基本规律,倡导追求现世快乐和自我实现的科学人生观。石里克的科学人文主义努力在科学与人文、传统与革新、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逻辑的冰峰”置于“人文的大地”之上,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增添了一条颇具启发的道路。     

梁启超科学观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的理性审视

"科学"一词内涵极其丰富,既有形上层面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也有形中层面的科学方法、科学知识,还有形下层面的科学结果、技术成就。梁启超侧重于从形上、形中层面阐释科学,重科学精神轻科学结果,明确区分"学"与"术",构成五四期间科学启蒙、思想文化启蒙、现代性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后期,他高举人文大旗,反对科学一层论,有利于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谐。晚年梁启超的科学观常受人诟病,被视为科学的反对派,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讴歌科学,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维护科学权威,在科学史研究、引导子女走科学研究之路方面,践行着自己对科学的信仰,是今人学习的楷模。     

技术文化视野中的“道”“技”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道""技"关系的观念对技术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种观念对近现代技术发展也有重要价值。"道"作为"技"的理想境界,通过直观体验的途径,从思想方法、结构功能和文化特色等方面引导"技"的进步。以"道""技"关系为核心形成的技术文化理念,有益于当代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和谐,克服技术异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