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研究综述--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科学技术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1月19日至20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     

“悟性技术”与“理性技术”——对轴心时期中国与西方技术特点的比较分析

以轴心时期中西方经典技术文本的代表《考工记》与《建筑十书》为切入点，借助技术哲学的分析框架，发现中西方工匠技术主体虽然都是“人”（工匠），但中国工匠技术是在礼乐、阴阳等文化规训下，工匠凭借经验，依靠身体技术与工具技术，以实现制器造物的“悟性技术”，区别于古罗马在古希腊人文、神学等文化影响下，建筑师以“理性技术”制导工匠“悟性技术”，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等造物的技术。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之管见

学术期刊是读者与作者问的桥梁,是学术文化传播的使者,强化学术期刊的责任意识,突出问题意识,广泛开展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是学术期刊应有的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通讯》以“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为办刊宗旨,真正起到了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作用,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关注。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互不理解,     

科学技术文化研究综述--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科学技术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1月19日至20日在武汉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文化的理论建构和研究视角及其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小议学术自由的外部条件——献给而立之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

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任何富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既需要外部自由的社会条件,也需要内部自由的探索氛围,更需要个人的自由的心灵。”（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70页）。“内部自由”或者“心灵自由”对于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性是无容置疑的。进而,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外部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在学术研究活动的“内部自由”与“外部自由”关系的意义上,某种制度性的“外部自由的社会条件”,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

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的讽刺之作的发秀,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自然辩证法可以称"联系科学"吗?——从《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标题说起

《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一直是我喜爱和敬重的杂志之一。但《通讯》也和其它自然辩证法类杂志一样，处在“大口袋”的困惑之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杂志的副标题上，例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有副标题：“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副标题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通讯》的副标题则是：“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     

古人的行旅生活

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形成了长期安居本土，不轻易迁徙的文化传统。因而《汉书》中就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的说法。《列子》中也写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古代的经世治国者普遍认为，人民定居在土地上，各司其职，是理想的社会状况。而四处流动迁徙的人则被看做无益于社会正常发展的闲散人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     

心理治疗范式演进中的文化轨迹

文章通过梳理DSM(美国《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模式演变历史,揭示出文化在其中留下的烙印。由DSM-I的“注重疾病生物心理根源”到DSM-III的“注重生理根源”,直至DSM-IV开始“注重文化根源”,展现出了人们对心理障碍的认识越来越多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逐渐地从生物层面提升到了社会文化层面。相应地,心理障碍诊断和治疗不应该仅仅围绕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而应围绕患者的思想、社会背景和文化统一性来进行。     

基本内涵、规制危机到转型路径——乌尔里希·布兰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探析

面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难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吸收马克思自然观、调节学派规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并从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在“社会的自然关系”架构下，布兰德批判性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制危机以及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绿色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旨在实现社会生态转型。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布兰德揭露了根植于北方国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危害，虽因淡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陷入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但他对和谐公正的“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追求，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提供时代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