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艺术研究执着的追梦人——访四川大学知名藏族学者熊文彬教授

熊文彬先生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西藏历史、艺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是西藏艺术研究领域执着的追梦人。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成果多次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在藏学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先后出版《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江孜白居寺壁画研究》《元代藏汉艺术交流》《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西藏通史·明代卷》《早期汉藏艺术》和《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等专著和译著,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百余篇。文章围绕熊文彬先生的学术经历,结合他在西藏艺术特别是西藏美术考古等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学术影响及其学术观点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学术专访。     

西藏当代美术的发展历史

文章以美术作品为依据，论述了西藏当代美术的发展历史，将这段历史分为启蒙时期、成长时期、成熟时期三个阶段，总结了每个历史阶段的艺术成就，论述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创作特点，勾勒出了西藏当代美术的大致面貌。     

元朝西藏建筑艺术综述

元代西藏建筑艺术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元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带来的新样式,尤其是经堂建筑模式,对后来的西藏经院式建筑艺术模式有着直接的奠基作用;二是一种新型的“喇让”建筑类型的出现,作为萨迦地方政府的官衙或法王的府邸,它显然体现了西藏早期政教合一制度在建筑上的物化,因而这种建筑样式在西藏的建筑史中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元朝后藏地区坛城壁画考述

元朝时期,西藏以萨迦寺为中心的后藏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制作坛城（曼陀罗）壁画的热潮。该艺术热潮的出现大致以萨迦寺、夏鲁寺等为其核心区域,坛城壁画的艺术样式则主要受尼泊尔坛城绘画的影响。纵观西藏美术发展史,卫藏地区（尤其是后藏地区）的坛城壁画的黄金时期显然要比西部古格王国的坛城鼎盛时期晚出,但一经出现持续的时期却长达两个多世纪（13世纪后期～15世纪后期）。文章主要考证元朝绘制坛城壁画的两个重要寺院：萨迦南寺和夏鲁寺的坛城壁画绘制的时期与过程。     

阿里古格藏传佛教后宏时期的民间美术

章对西藏阿里古格藏传佛教后宏时期民间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擦擦”脱模泥塑、“风高”旗、“玛尼”石刻、天花彩绘、建筑木雕等的发展历史脉络，表现内容、形式，种类、地域风格特色、审美内涵及其影响等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坚持政教分离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西藏的政教分离是民主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发生的一次历史性进步。西藏的社会生产力由此得到解放,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的实行也由此具备了条件。民主改革以来,藏传佛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僧人不能与达赖集团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等等。正确认识和有针对性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坚持政教分离,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的密宗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通过对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的系统、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在保留了古印度、喀什米尔、尼泊尔风格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与藏民族自身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民族美术样式。     

大理国地藏寺经幢概说

昆明地藏寺经幢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外史学界誉为“东方佛教绝世稀有之美术”。本文对经幢的内客及雕刻艺术进行介绍和评价,指出经幢对研究大理国史、佛教史、艺术的历史价值。     

浅析宋代美术中的世俗化趋向

宗教美术在隋唐时期作为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得到巨大发展,到了宋代又因为政治社会生活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美术题材的世俗化上,本文就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结果以及在艺术上的表现等诸多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旨在对这一艺术类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略论前弘期尼泊尔工匠在卫藏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通过阅读早期重要藏文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因政治需求、地利之便而建立起来的尼泊尔民族与吐蕃之间的特殊关系,继而分析吐蕃时期尼泊尔工匠在藏地的活动情况。研究发现历来不善记录艺人行踪的藏史学家让尼泊尔工匠的身影在史料的字里行间处处显现,同时从藏传佛教美术的大量早期遗存可见当时四面八方的佛教艺人涌入藏地。但是史书频频记载尼泊尔工匠的足迹,以致后期本土传统学者把藏传佛教绘画的风格发展源头衔接到尼泊尔佛教绘画风格之下,这些现象足以见证前弘期尼泊尔工匠在佛教文化初期传入藏地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尼泊尔艺术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     

《米拉日巴传》中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社会

《米拉日巴传》记叙了藏传佛教噶举派11世纪时期尊米拉日巴的生平。传记的目的在于显示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但同时以学的方式记录了11、12世纪藏族民间经济和宗教生活的大量资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佛教逐渐确立了自己在藏族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传汜描述了这一时期世俗和神圣两个层面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社会对宗教社会的影响和选择，是佛教取代苯教。最终扎根于藏族社会的重要原因。     

藏传佛教的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

佛教传入西藏时,其发展并非如后世佛教徒撰写的教法史中所说的那样得到兴盛,而是受多方的影响,吐蕃时期藏地佛教思想来源主要是汉地禅宗与印度佛教。11世纪以后,佛教逐渐本地化,演变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地方特色,一些教派思想中,仍然有禅宗的遗存,而诸如活佛转世的出现,亦与民众的宗教趣味相关。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述略

公元8世纪末,藏传佛教已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开始弘传,全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与佛法的弘传是同步进行的。各教派寺院的相继建立也成为该派在这一地区传播的标志。宋代及以前是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的初始阶段,元明时期是寺院的发展阶段,清代及民国时期是寺院发展的兴盛阶段。     

羌姆表演中的艺术特征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祭祀性舞蹈＂羌姆＂。大约在公元8世纪由莲花生大师在主持修筑桑耶寺的过程及开光仪式中所创。藏族传统寺院法舞＂羌姆＂从＂金刚舞＂的传入,在西藏发展了几千年,积极地改革形态,充分吸收苯教仪轨和民间舞蹈形式,使＂羌姆＂更加民族化,与当地文化接壤,集中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它以绚丽的形象宣扬着佛教教理,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这绚丽的形象,无论是古朴的舞蹈、诡异的面具,还是华丽的服饰都是藏族文化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体现。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汗国的传播和发展

15世纪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贵族的扶持下,成为蒙藏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文章主要论证格鲁派在准噶尔汗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而探讨它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和中国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     

试论西藏当代音乐的产生及发展条件

文章围绕西藏社会制度、政治环境、传统文化和对外交流四个层面,对西藏当代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制度的跨越是西藏当代音乐产生与发展的根源,西藏悠久的传统音乐是当代音乐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党的文艺方针及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是西藏当代音乐赖以发展的政策和组织保障,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空前交流是西藏当代音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条件。     

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

藏族美术作为藏族文化的主要部分,它自始至终与本土原始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究其实质而言,藏族美术的主流是藏传佛教美术,是将佛教的哲理内涵用美术的形式手段表达出来,借以抒发人生的愿望和理想.藏族美术以其独特的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神圣的宗教性,强大的包容性等特点,构成藏族美术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从一个侧面建构了中华民族美术尤其是佛教美术的文化传统.     

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编纂问题

澄清和梳理吐蕃时期的文献翻译和文献编纂史中的疑难问题,是整个藏文文献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题。藏文史料中明文记载,公元4世纪印度佛教和医学文献正式传入吐蕃;公元7世纪几十部文献正式翻译成藏文,并编纂成《观自在显密二十一部》丛书;公元8世纪编纂多种《十万般若》丛书;公元9世纪,将历经两个多世纪翻译的经典文献,先后编纂为三大目录体系。这些吐蕃时期翻译的文献和编纂的丛书,以及三大目录,大部分收入到《甘珠尔》、《丹珠尔》中。文章梳理了吐蕃时期不同阶段的文献编纂史,还引用大量可信而详实的藏文原著中的资料,对当今部分学者的某些误解和质疑进行了纠正和解答。     

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

拉萨聂塘寺于公元1055年由阿底峡尊者的亲传弟子嘎瓦.释迦旺丘主持修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寺内有诸多藏传佛教文物,其中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成为研究11世纪造像风格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对该寺的实地考察,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讨论了聂塘寺无量寿佛殿的泥塑群造像风格,认为该佛殿中塑造有藏、汉、印三种风格样式的泥塑,应该是自桑耶寺乌孜殿建造三种造像风格样式以来,三种风格样式集于一处的典型范例之一,更是这种建造习俗逐渐衰微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