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

对民俗学而言 ,民众长期积累的知识 ,是理解口头表述的前提 ;口述者的记忆 ,现场的心态、听众的反应 ,都影响到口述本身。所以 ,民俗学讲究“深入访谈” ,讲究对研究对象内部知识的了解 ,从而描摹民俗事象背后的传统。     

跨出局内人的眼光：民俗传统的释义与重构

对民俗传统的释义总是有着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差异，也总是有着实践者与观察者的不同。作为研究民俗传统的学者的释义可以是对问题的提出，不一定是对问题的解决，更不一定是对实践者的影响或导引。因此，对变化中的传统，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传统的传承现象，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与释义是民俗学者的分内事。这些释义应该有助于理解当下社会对传统的重构。     

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之一

本文从民俗学的性质，国际民俗学发展的趋势，民俗量的比重，传统民俗的文化价值及生存危机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心依旧在农村及小市镇。并对农村和小市镇传统民俗的收集、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跨出局内人的眼光：民俗传统的翻译与传承

民俗研究就是翻译研究。对过去的传统的研究是以现代的眼光翻译历史；对异民族民俗的研究是以他者的眼光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翻译与阐释。即使对眼下问题的记叙与理解也渗透着对不同观点的翻译与再现。民俗学研究者就是民俗文化的翻译者。这种翻译不仅是通过文字，     

民族民俗学刍议——为庆贺钟敬文100华诞而作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建设方向，包括了“民族民俗学”这一分支。云南民俗学界的学科实践是民族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缩影。     

耕耘于维吾尔民族文化沃野──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民俗研究论著举隅及其理论贡献

民俗学家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教授在维吾尔民族文化沃野上勤耕３０余年,成果累累,在维吾尔民俗民间文学研究、塔里木文化研究、突厥学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学研究和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建树,不愧为中华民族民俗学界一位颇有见识的少数民族民俗学家。     

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 ,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 ,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 ,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 ,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 ,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 ,换句话说 ,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 ,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汪玢玲民俗研究的开拓精神及贡献

汪玢玲教授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在中国民俗学史上 ,以《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一文 ,第一个起来破了民俗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坚冰 ;《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将蒲松龄作为民间文学搜集家、民俗学家来研究 ;《中国虎文化研究》发现了中华万年虎文化 ;所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大观》是篇幅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中国民俗典籍 ,她以“一文三书”奠定了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地位     

论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之七

桂学研究作为广西地方之学,民俗研究应该是其重要内容。广西民俗事象和现象早在历代地方史志及其文献典籍就有所记载,刘恂《岭表录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开始广西民俗研究先河,现代民俗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坚持田野作业的实证性研究原则,坚持文献研究方法的考证、印证原则,坚持民俗的“民”与“俗”特征及其价值取向性,这既有利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指向与现实应用意义,也有利于夯实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折柳送别”解——论“折柳”民俗蕴涵的树神崇拜、生殖信仰观念

中国有悠久的折柳送别传统，对于这一民俗形成缘由解释较为纷繁，一般认为以“柳”诸“留”，是谐音现象。从民俗学、文化学角度，依据大量的文献材料，追溯“折柳”民俗的起源，分析折柳送别现象的生成机理与演变脉络，梳理民俗事项与诗歌吟唱的内在联系，足资证明柳民俗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观念。     

在历史与传说之间——以何文渊传说为例

明代温州知府何文渊是一位能臣、清官,但在温州民间传说中却被丑化为一个心胸狭隘、凶狠毒辣的封建官吏。历史与传说之间呈现出一道扑朔迷离的鸿沟。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关系,运用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等相关理论,解读何文渊传说,探讨历史与传说的关系。研究表明：何文渊传说是明清以降温州人族群认同的形象表述,是温州民众对当地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思想互动,使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与民俗传统交融的特质。     

影视民俗与中国文化认同

中国民俗在第五代导演和海外华人导演的影片愈发流行的浪潮中已经显现为重要的媒介因素。这些影片不仅为揭示中国与中国人在新时代的变化提供了信息性和象征性的叙述,而且也为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民俗研究所关注的是民俗学者拍摄的纪录片或有关某些民俗活动的影片,使用的是“民俗电影”这样的术语。电影研究所感兴趣的是民俗在影片中的特定使用方法。尚待界定和研究的是那些只存在于影片中而不一定存在于实践的被创造的民俗。界定“影视民俗”为此类影片中的民俗或类似民俗。这些影视民俗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与重建有着重大影响。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当前福建“妈祖热”的生态学研究

当前“妈祖热”已经成为不争事实,除了庙宇大规模的重建、扩建、新建外,妈祖信仰在整个民间信仰体系中一枝独秀,沉寂多年的民俗祭典、分灵进香、绕境巡安等重新在民间热烈展演,并出现了台湾民俗、信仰回传福建的新现象。2009年妈祖信俗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妈祖热”推向了另一个高峰。经济发展、政策宽松、传统驱使、政府支持和寻根谒祖热的刺激共同促成了当前了“妈祖热”,政府、民众和庙堂也要“妈祖热”的现状中反思自身在构建和谐宗教、和谐社会中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论先秦儒家经权思想

先秦儒学中经与权的关系,与群己、义利之辩紧密地联系着,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对经权关系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先秦儒家整体趋向的则是在强调经即道德原则绝对性的同时,没有否认权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在经权关系上,先秦儒家的思路大致预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作为经之本的仁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强调,蕴含着导向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理论向度;其二,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内在限制。     

量词形式对汉语名词所指“有界”、“无界”事物的影响——从事物的“有界”、“无界”判断,看汉、英语社会对事物的感知方式与文化类型差异

文章从广义的文化修辞学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名词对＂有界＂事物的表达。针对汉语的个体名词有一部分的所指是＂同质＂事物的事实,认为汉语的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有界＂与＂无界＂性质不适合用＂同质＂与＂异质＂标准来区分,但可以靠个体量词对事物空间外形的＂定型＂特征来区分,并认为对现代汉语名词所指事物的＂有界＂与＂无界＂性质判断,更适合采取事物的外形是否＂定型＂的＂定形＂标准。这种＂定形＂标准能充分反映出汉语名词特有的形式标签＂量词＂所具有的表形特征与汉语名词特有的个体量词这一形式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汉语的名词是属于所指事物在汉语社会的认知中＂外形突显＂的事物类型;同时,这种＂定形＂标准与有可数与不可数名词之分的语言所适合采取的＂同质/异质＂这样的＂定性＂标准,具有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的互补性。文章认为,汉语名词所表现出的在事物空间＂有界＂、＂无界＂方面偏向外形的认知特征,反映的其实是汉语社会对事物的概念思维判断上的＂具象性＂文化特征;这种来自语义范畴这个语言最底层也是最终决定性方面的反映,较之语言的其他层面诸如文字、词汇、句法结构等,更具有深层隐秘性与真实可靠性。     

从“桐叶封弟”“司马牛致邑与珪”看玉文化传统的中心地位

从人类学角度解读传统叙事文本“桐叶封弟”和“司马牛致邑与珪”,可以还原珪玉在叙事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它反映了古代文化大传统——玉文化传统对文字文本的影响.珪是玉的一种,既是祭祀礼器,又是神性表征,同时起着沟通鬼神、权利通神的作用.玉是帝王权力表征中不可或缺之物.王权在现实中的凸显和强调,权力从抽象变的具体,都需要借助玉这个媒介.诉诸N级编码理论,实物“玉”从内容到形式恰当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它传达了超越文字文本的原始编码意义.由此形成的玉文化传统正是隐藏在文化表象后的古代文化大传统,即先于文字的大传统,也称一级编码.     

“到生活中、到习俗中去寻找模型”——对贺拉斯《诗艺》的文艺民俗批评

文艺民俗批评以文艺人学观和文化民俗基因理论为基准,探讨文艺批评术语形成、批评空间构建、批评原理阐释和具体文艺批评实践等各个环节所受到的民俗沾溉。从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和行为社会民俗生活相等方面对贺拉斯《诗艺》的民俗予以梳理,可以生动展示其贵妍多姿的文艺民俗图。这些民俗意蕴的生成。取决于贺拉斯对其文艺民俗的文学批评观念表达。他不仅首次确立了“合式”、“合理”和“寓教于乐”的文学批评范式,还根据民俗承栽的民俗事理、民俗情趣与其批评观点之间的意义关联来随“俗”赋意：采掇民俗事理以直赋其意;化撷民俗理趣以类比推演;指摘民俗“馊”弊以皈依正意;激活民俗意象以转深其意。     

一以贯之的神话——“N级编码系统理论”的评述与思考

“N级编码系统理论”是叶舒宪教授继“四重证据法”和“大、小传统”之后的又一理论创新,其以派生关系的大小为线索,将“无文字时代的文物与图像”、“文字”、“古代经典”……“当代创作”等若干级文化编码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理论系统。而贯穿于各级编码之闻的主脉,是他一直以来的研究重心——神话原型。此理论突出强调了文化大传统视野之下的考古实物及其图像的奠基性符号编码意义。同时,此理论体系也能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启发。文章在梳理这个理论系统脉络的同时,还对之提出另一种可能的排列和理解方式。     

论民俗学中的“生活世界”

我国民俗学者高丙中首次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并把它界定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民俗学界对这个概念的意义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其关注仅仅停留于哲学上的探究,缺乏操作层面上的可行性研究。民俗学中的“生活世界”包括两个层次,即“日常生活世界”和“原始生活世界”。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研究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或者说这样研究最终要落实到“生活世界”的两个具体层面上,因此,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可以初步廓清“生活世界”之于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