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发现文学的意义——以宇文所安为例

宇文所安通过对中国诗歌的阐释构建了一种诗歌理论以为诗歌辩护，其中心就是彰显诗歌的审美意义。在宇文所安看来，现代性的语境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的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价值，以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因此，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是阐释的，而不是考据的；是意义的，而不是文献的。这种方法虽然有误读的可能，但其启示是巨大的。它关注古典的当代意义；他的阐释将传统当代化作为目的，突出了古典诗歌具有的价值关怀：文学以人性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     

短信的文学贡献简论

从文学的视角对手机短信所凸现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此来彰显其对文学的贡献。     

短信文学文化意蕴再探讨——对郑惠生、马相武二教授争论之回应

短信文学联通并移动着的文学性显现使它最终成为一种文学样式而在文学家族中独树一帜.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归属层面的思考,更有在生活、文化等层面的意蕴启示:它是文学与生活交往的成功范例,使得日常生活更加审美化;极大地显示出作为一种创新文学内在的民间诉求,并带来了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公众文学活动环境;又是当今社会碎片化伦理变迁的表征;还对文学生态施加一定影响,促成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游移.     

张九龄荆州之贬的文学史意义

张九龄贬谪荆州,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学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其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促进荆州区域文学发展,形成以其为中心的文学群体,使诗坛重心南移；二是其个人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多以比兴手法寄托拘囚之思,以《感遇》组诗为代表,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三是与其相关的其他诗人的命运,如王维和王昌龄等,因张九龄贬谪荆州而发生改变,进而对诗歌史产生影响.     

卓异之旗:京派的缘起及文学史意义

20世纪30年代由沈从文挑起的"京海论争"目的在于"文学价值观"的问题,但很快被迫脱离了这一范畴,成为一场错位的对话,于是京派在"他者的叙述"中逐渐获得身份认定。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重审京派,我们认为其价值正在于它一切以生命为关注点的"另类"人文立场,它在"启蒙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之外,赓续了意义深远的"文学的启蒙",以其民族想象或者说文化想象显示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和价值。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出现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以对话主义的文学史观,大胆展现了一幅复调的文学史图景,闪耀着新的人文精神的光芒,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带来重要启示。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美学,生活的诗学

美学与生活紧密相关,美是生活,美学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标志,指南,美学不是死气沉沉的,枯燥的学院科学,是生动的科学,美学是人的生活的诗学.     

美学,生活的诗学

美学与生活紧密相关,美是生活,美学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标志,指南,美学不是死气沉沉的, 枯燥的学院科学,是生动的科学,美学是人的生活的诗学。     

梁上泉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梁上泉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少有的持续写作的诗人,写作时间之长,作品之多,显示了一个诗人对诗歌写作的不懈追求,为诗歇创作集聚了有益的诗学经验;梁上泉诗歌始终与人民的心灵相通,这是他诗歌最可贵的品质和力量源泉.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缟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度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璃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     

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评张一平《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

中国古代诗话领域对现今学术界而言，乃是一块静待开发的处女地；可供挖掘、深究的地方甚多。张一平的《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是诗话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结构谨严、史料详博，论题独树一帜，见解新颖，不但填补了中国古代诗话研究领域的空白与缺憾，更是近期学术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之一。     

唯形式主义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新时期文学创作由朦胧诗、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形式技巧的变革越来越显得突出,但始终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而一部分新生代、新人类作家,受后现代理论蛊惑,使文体革命逐步走向唯形式主义乃至反形式主义的死胡同,作品弥漫着颓废主义的精神气息。由此,文坛呼唤新的理性精神也就势在必行。     

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

口述史与民间文化在学科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种种关联,使得两者的相互靠进和合作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采取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包括技艺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以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向度的研究策略,加强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相当大的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近年来,随着一批卓有成效的民间文化口述史计划的陆续展开以及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口述史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生长点。     

文化生态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理路

通过对既有文学史写作理论的梳理整合,尝试建构"文化生态学"这一文学史研究的新型理论框架;并以"文化生态学"为指导,对1927～1937年间原生态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进行个案分析,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一种新的实践范型.     

鱼类早期生活史的营养与摄食

鱼类早期生活史可划分为胚胎期、仔鱼期和稚鱼期,其营养包括内源性、外源性和混合性三种类型。仔鱼必须在卵黄耗尽前的短时间内建立起外源性摄食,否则,便进入饥饿期。仔鱼的初次摄食率和摄食强度均取决于仔鱼的摄食效率,并随着日龄的增加而增加。摄食节律主要受光照强度的影响。仔鱼对饵料的选择随着日龄的增加而变化,同时与饵料的大小、种类、密度等因素有关。     

1981版和2003版《苗族文学史》之书面文学对比综合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总的文学进程,包含着一系列划时代的转变: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变。同由彝族作家苏晓星执笔的1981版《苗族文学史》和2003版《苗族文学史》在书面文学的编排方面呈现较大差异,拟从断代分期、文体分类、评价要素等方面对两部文学史中的书面文学部分加以比较,并通过对比探究编者书写背后隐藏的现代性思想意识形态。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关于《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的一点商榷

袁行霈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如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高度,实用性和适用性的结合等,是集教材、教学参考书和专题文献导读为一身的多功能的书籍。但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第四编唐代文学部分,从教学的角度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点,如条理欠明确、经典性或较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