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     

高扬《讲话》精神 涤荡文坛颓风

毛泽东同志“文学是为人民大众的”讲话精神,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当下文坛一些颓废主义作品,远离甚至背离了讲话精神,其哲学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重温《讲话》精神,我们才能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彻底决裂,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精神食粮。     

《废都》与《白鹿原》创作心态比较管窥

同在九十年代,同样写了性描写,具有同样轰动效应的《废都》与《白鹿原》,却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有“文曲星”之称的贾平凹由于个人创作思想的变化和自身生活境遇的影响,以颓废的心态创作了颓废的《废都》;而一直默默无闻的陈忠实,却凭二十七年的创作积累,以及对完成大命题长篇的强烈使命感,在知天命之年完成了关于民族心灵的秘史─—《白鹿原》。     

《群经平议》与《马氏文通》“句法”术语之比较

“句法”一术语在《群经平议》中被使用共20次,在《马氏文通》中被使用共127次.其含义在二部署作中的表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与“异”,这对于厘清中国古代语法术语的源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鸳鸯抗婚”与“鸣凤之死”——《红楼梦》与《家》逼婚情节之比较研究

在《红楼梦》和《家》两部小说中,“鸳鸯抗婚”和“鸣凤之死”这两个情节有相似之处——强权逼婚,以悲剧结尾。作为现实主义杰作的两部小说塑造了鸳鸯和鸣凤这两个大家族中的婢女形象。鸳鸯遭遇的逼婚源自于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呜凤承受的逼婚压力则直指礼教吃人的罪恶;鸳鸯借助贾母的庇护实现了抗婚成功,呜凤则以投湖自杀终结了逼婚阴谋;鸳鸯抗婚是一曲女奴悲歌,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文本意蕴;呜凤之死是一幕爱情悲剧,也成就了青年觉醒的丈本主题。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

将作为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期的清末小说。仅用“谴责小说”来界定描述,有笼统简单之嫌,而将《孽海花》许为此类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有商榷之必要。“谴责”只是一种“时期风格”,经过曾朴整理增撰后的作品,却在不失其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其立意重在纵向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横向的社会图景,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显不同。     

《庄子》怀疑主义的当代解读

《庄子》怀疑主义建立的根据是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主义的结论是“吾恶乎知之”、“不谴是非”和悬置判断等。《庄子》的怀疑主义可用当代怀疑主义所提出的模式来表示，其怀疑主义的论证方式有“闭合论证”和“无知者的论证”二种，《庄子》的怀疑主义是局部的怀疑主义，而不是全面的怀疑主义。     

《论语》中的“礼”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时境,坚持依礼而行,以礼救世,《论语》中就具体的记述了孔子对“礼”的一些观点。在对《论语》中“礼”的集注的基础上采用整体结构分析的符号方法与具体文化语境分析的方法,按照《论语》中对“礼”的源起、发展这一流动过程来进行分类,在集注的基础上对“礼”加以解读,以期望接近孔子的原意。按照《论语》中对这一流程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礼之因革;二是礼之本;三是礼一乐一仁;四是礼之规定;五是礼之实践。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壶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棒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壹奥”。     

论《我们是谁》中的“我们”

《我们是谁》的作者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民族性正面临着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生死挑战”。其实,由美国“定居者”创立的民族性是相当有限的“美国”民族性,亨廷顿全力赞美同化主义、批评和抑制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其实质是现代民族主义。实际上,美国活力之所在是不断走向多元和多样,这是亨廷顿的“斗争哲学”也为之无奈的。     

《牡丹亭》之“情源”

《牡丹亭》以奇谲瑰丽之姿，演绎了人间之至情。纵观历史上同类题材，自能发现它的继承和超越之处。同时，明代“心学”思潮的影响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试从“人间爱情的升华”、“离魂模式的借鉴”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牡丹亭》之“情源”做一番简要的探悉。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左传》记载“杀王”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之关系考察

《左传》所记载的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关系的事例，映射出了“杀王”的象征意义。原始时代通过直接杀死“王”而终结“王”的生命，被文明化后的通过否定“王”的意义而消灭“王”的价值所代替，体现着中国文明中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原则。道德主义在世俗权力前的脆弱无力，又迫使儒家从“杀王”的原始宗教思维中寻求制约力量，因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     

《论衡》中“之”的用法分析

在《论衡》一书中，“之”字一共出现了5108次，主要为动词、代词、助词和固定用法等几类。从“之”的语法功能来看，带“之”的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等，还可作复句的分句，表转折、原因或条件等。此外，“之”字还可以作为语气词、衬音助词等使用。     

《系辞》的“易”与“《易》”

《系辞》第一次对《周易》作了系统的哲学阐释,它围绕着“易”与“《易》”的话题,从人的生命体验出发,不仅提出了生命本体与生命现象之间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命题,还揭示了人类文化创造由“象(言)”到“意”、再由“意”到“象(言)”的认识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