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艺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著书言道”.在情感论上,“著书泄愤”突破了孔子以来“诗可以怨”的理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司马迁通过著书的实践,扩大和丰富了荀子文以言道说的内容.这两方面内容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发愤皆书说”观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成了指导历代进步文人以文艺创作进行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理论武器.     

论司马迁的惜友心态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友情的珍惜。他反对"势利交",反对"市道交",反对欺骗,更反对落井下石。司马迁崇尚知己之交,提倡帮助朋友建功立业,强调舍生取义,甘为友情奉献生命。     

著书的态度与快乐

现今著书的环境、著书目的与传统的著书有了很大不同，那么我们该持一种怎样的著述态度？肖今时代言论充分自由，学者文人不复有龚自珍诗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之苦。著述环境宽松、出版门槛降低，这是一把双刃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盛，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泥沙俱下，产生了大量的泡沫文字、泡沫学术。著书、出书不再是学者文人的专利，谁都可以公开出版著述，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无创造性的重复劳动。     

著书三境界之我见

王国维提出的“读书三境界”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应该说,读书、著书和藏书,是人类同书打交道的三种最常见的方式,互相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而,同读书一样,著书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境界,大致来看,有如下三种。     

晋代孙盛著书考

晋秘书监孙盛,博学强识,著述宏富,可惜多已亡佚。后世征引其书,名目繁多,使读者难辨真假。详细考辨现存资料,孙盛著书应有八种,即《魏氏春秋》《晋阳秋》《魏阳秋异同》《孙盛集》《魏世谱》《蜀氏谱》《逸人传》和《易象妙于见形论》,其余当为繁复。据现存材料,仍可以窥测原书之内容及著述体例。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著书写作的多维面向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著书写作和日常交谈一样,也是一种借助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的途径,因此也存在着会话的发送者、接受者、媒介三大主体,包含编码、解码等传递流程。就此而言,著书写作,发出者都是作者本人,然而接受者,或者说是写作的对象则是有多重面向的。粗略分来,有个人化的内向型写作和群体化的外向型写作。     

言说的德性——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

学术研究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第一,关于南湖藏书楼。修建南湖藏书楼纯粹是个人的爱好,主要是为我们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服务。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观点很能给我们以警醒和启迪,那就是自己把书读好就行了,不要去勉强别人。近三四年来,南湖藏书楼成为了学界同仁和文友们快乐聚谈的一个场所。第二,为什么选择"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这个主题呢?原因有二:一是考虑研讨会的连续性。第一次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第二次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今年是第三次。三次研讨会既各有侧重点,又有一定的连续性,以前已经谈过"藏书"、"读书"的话题,所以这次就     

由李陵事件探究《史记》书写的真实性问题

在汉代"死节于边"的文化背景中,李陵的幼稚所导致的兵败被俘自然不被时人所认可,公卿大臣"媒糵其短"正是这一文化观念在当时社会上的客观反映。但司马迁本于情理之真的逻辑推演,认为有国士之风的李陵不会是真正投降匈奴,李陵被俘初期的表现证明了他推断的合理性。司马迁既是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叙事者,在客观史实与叙事之相之间,可以看到司马迁追寻情理之真、逻辑之真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本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而来,旨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推演历史可能的走向。从李陵事件到《史记》书写,司马迁虽看到了事件表层的史实之真,但他追求的则主要是情理之真,逻辑之真。     

吴质与“建安七子说”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之中最著名的实有六人,但曹丕《典论.论文》却提出了"建安七子说",原因有二:一是吴质曾提过"郑国七子"对其有启发,二是为合礼制之需要。     

寻找生命的尊严──论司马迁悲壮浓烈的人生建构

司马迁受宫刑以后，身心俱创，在生与死面临抉择的关头，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苟活，发愤著书这条路，为我们留了光照千古的历史著作──《史记》。他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由于受“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观的影响，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重如泰山，司马迁不仅用自己的一生，同时也用他笔下的一个个悲刷英雄诠释了他壮烈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在今天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休闲视野下的三曹分析

从休闲的视角对三曹探讨,有利于理解他们的真实性、丰富性。三曹在休闲之余都热衷于文学创作,曹操对文学的态度是"歌以咏志",曹丕则认为文学可以"不朽之盛事",而曹植的文学创作只是他寻求政治理想的替代品;游宴活动是三曹休闲的另一种形式,曹操在游宴之时不忘政治寄寓,曹丕的游宴多是娱乐,作为游宴配角的曹植,更多的是附和;关于养生,曹操与曹植一样,由刚开始不相信神仙、方术到后来注重养生、甚至渴望在神仙世界里解脱自我,相比之下,曹丕倒较为理性;曹操对于酒可以说是操纵自如,他饮过酒、献过酒并戒过酒,曹丕认为酒能成礼也能败德,曹植则饮酒不节;在其他的休闲活动中,三曹都喜欢武略,曹丕的休闲带有更多的是娱乐性、享受型,曹植的爱好则更趋向于文人化;曹氏父子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永远的丰碑,从休闲的角度来观照他们,父子三人在显示各自特点的同时,其实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1．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2.范围的拓宽。不少作从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3．“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诗人之赋丽以则"辩证——简论扬雄赋论的影响和意义

杨雄在否定自己赋作的同时,对西汉大赋进行了梳理与评价,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观点和文质并重的主张,对东汉赋的发展和曹丕、刘勰的赋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使赋与诗的结合有了良好的开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正【名诗回放】七步诗三国·魏曹植(版本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版本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作者名片】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     

曹丕:“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先导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曹丕的创作实践及其文论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曹丕是"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先导。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曹丕才非“去植千里”

对于曹丕、曹植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论者较普遍的观点是抑丕扬植,认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笔者辩证地对曹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考察,认为在文学上,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曹丕比曹植走得更远,更富开创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