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日谈》看卜伽丘的情爱、婚姻、家庭观

从《十日谈》看卜伽丘的情爱、婚姻、家庭观陈从阳《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之一．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作过极高评价，他认为：“《十日谈》在欧洲（不单是意大利）文学上划时代，这是“市民’的文艺式样的第一次果实．也是第一部的著作……开创了“小说的纪元...     

从《十日谈》看意大利海外商业的发展及影响

1352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薄伽丘完成了历史文学巨著《十日谈》。《十日谈》诞生的时代,正是北部意大利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十日谈》作为“新兴工商业‘市民’文化之第一道光线”,这一时期“现实的描写,”不能不对意大利商业发展的盛况有所反映。笔者不吝浅薄,拟就《十日谈》中反映出的中世纪中期北部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史实,结合历史资料,谈谈中世纪中期北部意大利商业发展的情况及其影响。     

《十日谈》与《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悲剧人格比较

本文对《十日谈》和《聊斋志异》的女性悲剧意识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十日谈》中的悲剧女性强调个人独立与尊严 ,肯定个体价值 ,主动积极地追求自由人格理想 ;而《聊斋志异》中的悲剧女性的悲剧意识往往被纳入伦理的心理结构之中 ,肯定群体价值 ,其人格主导特征是人伦道德型的     

读小说 看官场 品人道——评南飞雁的《红酒》《灯泡》《天蝎》

河南作家南飞雁的中篇小说《红酒》《灯泡》《天蝎》属于官场小说的范畴,南飞雁的小说应读作"官场"小说,更应读作官场"小说"。人物命名的符号化使小说成为一种寓言式书写和隐喻式表达,其要表达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官场空间和生活于官场的人们对权力追求的集体"有"意识。作为官场"小说",南飞雁有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小说隐含作者的道德倾向和价值取向影响了叙述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一起对受述者、隐含读者和读者产生影响。小说通篇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话语方式,使叙述者主体与人物主体有融合的趋势,在融合中让读者体官道、悟人道。读南飞雁的官场小说,还应该对小说的语言魅力给以必要的关注。     

围观花和尚

正不论中外,对修道之人情欲的揣测,都出自一种触犯禁忌的刺激心理。薄迦丘写《十日谈》,许多黄段子都跟修道士有关。中国人也爱如此。《水浒》这种名著,公开引苏轼段子道:"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     

“五四”时期《民国日报》作家群体的小说改良策略——从《九尾龟》论争说起

文学革命拉开序幕的1917年,上海《民国日报》与《神州日报》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小说《九尾龟》的"隔空笔战",论争双方是民国报人成舍我与《九尾龟》的作者张春帆,论争背后是"小说与社会关系"这一"新小说"核心理论的再次思考与强化,既反映出《民国日报》小说家对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的回望与反思,也引起了之后《民国日报》小说家对小说改良的讨论与规划,他们的小说改良方略包括现实层面的若干具体操作,也曾寄希望于附设在教育部内的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民国日报》小说家成舍我、叶楚伧、姚鹓雏、胡怀琛等各有小说论著,并且试图从理论层面矫正民初小说界的不良习气,然而在古今、中西的交互冲击之下,他们却难以突破旧文学渊源的束缚,种种努力最终被"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时代强音吞没。     

近代期刊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从《新小说》等杂志看现代传媒对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关系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最佳载体。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通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新小说》颠覆了历史上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由它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很快在文坛上发生影响,并迅速生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     

非想象化年代的历史隐喻者

2002年《敌人》的再版使人们想起了沉默已久的格非。在这个人们逐渐失去文学想象力的市场化年代，格非是一个孤独的历史隐喻者。格非注重虚构和隐喻，注重历史在小说世界中的想象性实现，他的《敌人》、《边缘》、《迷舟》、《青黄》、《风琴》、《大年》等小说都可以纳入先锋历史小说的范畴。     

在心理学的荒芜之处探寻心灵——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对乡村个体精神空间的呈现

认为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的意义是在心理学的荒芜之处探寻心灵,为每个乡村个体生命寻找存在的理由,真诚地呈现了乡村个体的精神空间。作家用独特的视角和温暖的讲述为乡村个体生命代言,为每个自杀的当事人及其亲属写下各自的故事,呈现了乡村人的尊严、活法和信仰。甚至可以说,是孙惠芬的书写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这是孙惠芬作为一个作家对生命和尊严的贡献。     

浅析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的"迷宫"意象

“迷宫”是博尔赫斯所迷恋的意象,所谓小说创作的迷宫,则更体现在作者塑造的特隆世界的虚假与真实性,这两个类似镜子的完全对称的属性不断的左右读者,拉开读者期待视野的同时又弥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这种增殖、对称与不断变换的创作方式,使小说成为一座形式上的迷宫。这构成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的总体构思的出发点。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李香君的“情”与“节”

纵观《桃花扇》全剧,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表现出轻“情”重“节”、抑“情”扬“节”的特点。可以说,《桃花扇》一剧是以“情”为主线,以“节”为旨归。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中既有时代原因,也受当时社会思潮、作家因素的影响。     

“一点儿”和“有点儿”小议

“一点儿”和“有点儿”是意义相近但用法有所不同的一组词。前贤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作过研究,本文用大量例句结合现代理论对“一点儿”只能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否定式的原因加以解释,并对“有点儿”在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否定式时只能用否定词“不”而不能用“没”的原因加以解释。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史学研究不断扩展并克服自身发展危机的必然产物。“全球史”克服了“世界史”存在的弊端,为史学发展增添了新思维、新内容和新方法。“全球史”可以视为广义“世界史”的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说说“词组”和“短语”

“词组”和“短语”都可以用来指称“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比较而言,用“短语”来指称这一级语法单位更合适一些,但在使用时需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认为用“短语是由词或超词形式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构成的、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来界定“短语”会使其指称范围更加科学、全面。     

《老子》中“有”、“无”的地位是否平等

《老子》中“有生于无”的命题，郭店竹简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老子只有有无平等的观念而不主张无先于有。对老子思想的整体把握，以及从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论证，无先于有的观念并不能轻易地从老子那里剔除。“无”与“道”在形上层面同一，因而较“有”优先，有无的对等关系只在形下的经验世界才能成立。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论《文选》“奏记”类

奏记以公府为对象,作为上行文的郑重性略次于奏笺。《文选》“奏记”类唯选阮籍《诣蒋公》一篇,为辞太尉蒋济之征辟而作。李善注引《晋书》以“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论其辞征之由,几成定论。其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尚未表面化,阮籍辞征和对司马集团的政治态度无关,纯属个人服膺老庄处世观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