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

张爱玲的几部中篇，在展示人们惯常认为的一些洋场怪状及人性负面外，主要是描述了生活于乱世而又一无所长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及她们为了生存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和挣扎。这种女性的生存最终都指向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这一认识渗透了张爱玲自身的身世之感。     

现代都市与女性生存的两种观照--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所不同的是，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张爱玲对"第二性"生存困境之思考

张爱玲以其独具的全新的角度对人性尤其是女性进行了细致人微的刻画与剖析，她为我们探索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形象性的史料，揭示了第二性成为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的原因。张爱玲对第二性生存困境的思考，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为我们研究女性文化及女性文学拓宽了道路。     

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的都市情结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8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施叔青都曾以香港为背景,写出了她们的“香港传奇”和“香港故事”。她们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揭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境遇,并对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作家笔下的城市建构、都市女性生存境遇及都市女性的出路三方面来谈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与都市的情感纠葛。     

论张爱玲作品中女性身份建构之策略

囿于特定生存环境和传统写作规范的影响,张爱玲经历了作为作家与作为女性身份的双重焦虑。张爱玲通过日常生活和女性生存的书写建构女性身份。她对日常生活的发现和重视,使日常生活重返写作场域;她从女性视角书写女性,让我们看到女性作家如何做到忠于其生活、历史文化现实及其自身的性别特质。     

人性的呼唤——梅娘水族系列小说笔下女性的命运

梅娘，一个对于今人略显神秘的作家，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然而时隔六十多年的今日，张爱玲又重新在海内外红火起来，而关于梅娘及其创作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梅娘的小说以“官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色”，对笔下的女性寄托了独立自由的厚望，并寄予了人道主义关怀。     

悲剧的女性:张爱玲小说与《源氏物语》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紫式部这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论是人生经历、创作思想,还是其小说的主题指向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女性为中心,关注女性命运,较好地从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生存的困顿和生命无常的苍凉、女性的异化和内心的悲哀等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其主题具有极丰富的悲剧性,但张爱玲的深刻和思想高度是紫式部所不及的。     

自己的园地－浅论张爱玲散文创作的思想倾向

张爱玲的散文在思想倾向上有三个主要特点：描写国人人性的自私与残缺；再现女性心理，还原女性历史生存的真相；偏爱俗世生活的人生味。而这些思想倾向的表达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性，它显然受到了英国Essay的影响。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作家主要通过“精神弑父”和“女性关怀”来凸现她的女性意识，但是，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狭隘的，她的“精神弑父”是片面的，并且她的“女性关怀”是非终极的，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伤中，作家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了其内在匮乏的形态。     

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小团圆》中蕊秋的生存困境探析

蕊秋是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一个关键人物。蕊秋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在自由的生存状态表象下,遭遇的却是现实的精神困境。这不仅体现在蕊秋的人生境遇中,下一代人九莉身上还延续着这种苦闷。张爱玲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反思无疑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意义。     

月亮意象的女性内涵——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表述

张爱玲对于月亮意象阴晴圆缺的透视有三篇代表性的小说，小说展示了女性的边缘处境，揭示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女奴意识”。张爱玲之所以选取月亮意象作为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客观原因是对传统文学中“女人是月亮”喻象的继承，主观原因是张爱玲自身的独特经历与感悟。     

女仆的胜利——从《沉香屑》看张爱玲小说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张爱玲是她所处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她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看待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的深刻影响。张爱玲利用叙事语言中的断层,揭示了中国和西方的等级观念,以及处在西方的"东方"视角关注下的中国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在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通过对女仆"睇睇"和"睨儿"的刻画,中国的主体性在"被看"的同时成为"看"的主体,将西方的"东方"幻想摆在了被审视的位置。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探讨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她笔下主要描写了在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交织下普通男女的情爱生活。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以丑为美的审美风格刻画了许多行为诡异、心理变态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深处最真实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女主人公的际遇反映了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及其创作心理。     

从小说和电影《倾城之恋》看张爱玲的爱情观

由电影《倾城之恋》入手，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了隐藏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真假爱情背后的张爱玲关于爱情的观点态度，即张爱玲消解了“纯爱”，重构了饮食男女的爱情，真实地写出了“不彻底”人物的爱情现状，体现了张爱玲对于人性的探讨与剖析。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

张爱玲及其小说与上海都市民俗关系密切。上海都市民俗中的居住习俗、交通习俗以及民俗时间,对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以及主题升华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张爱玲小说着重描写了弄堂和洋房、三轮车和电车以及都市民俗时间。张爱玲小说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因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有的民俗风情。     

月亮·玻璃·墙--张爱玲小说意象小议

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独具的敏感心灵赋予其作品独有的意象话语,通过这些独特的意象话语来表现作家深刻的人生感悟和永远悲观“苍凉”的主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时常出现的月亮、玻璃、镜子、墙等意象,是作家内心思想独特的表现方式,这些意象使得张爱玲小说更具有了悲观、苍凉的色调,具有“张爱玲式”的独特魅力。     

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电影情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文化中心,看电影成为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上海租界的特殊文化语境孕育和催生了张爱玲的电影情结并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的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创作及其小说创作。     

《红楼梦》与张爱玲小说叙事语言风格比较

《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将高雅的书面语和通俗的口语运用到小说叙事中,表现出通俗本色、浅近形象和雅俗相谐、亦雅亦俗的语言风格,但无形之中二者又呈现出＂中国化＂与＂中西合璧＂的叙事语言风格之差异,彰显出张爱玲对《红楼梦》叙事语言继承中的创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生三段论

张爱玲用她的作品重新解构了男女爱情和伟大的母爱,证明这一切在金钱的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同时通过对女子人生三个重要阶段--少女、婚龄女子、已婚妇女的描述,显示了作家本人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