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南话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文章讨论孝南话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认为孝南话的“我、你”存在入声变读，“我、你、他”除加“们”表复数外，还可以加“者[．tso]”表复数。口语中，孝南话用“乜1nie°、乜2nie°”分别表示近指和远指，它们与孝南话的提示语“乜nie°有渊源关系。由此文章指出，北京话的“这”和“那”也来源于提示语。     

论"金瓶梅世界"的艺术建构

兰陵笑笑生从真实的人生感觉出发,建构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以家庭婚姻生活圈、社会经济生活圈和官场政治生活圈相纠结的“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这一艺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既体现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升华完善人性,又体现在对个体与群体生存情态及其意向的创造性发现与开拓上。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之"颠倒"的本质意蕴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问题，是一个关涉着马克思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划界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至今仍以不同的方式在绝多的研究者那里遭遇到被歪曲的命运。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颠倒”的全部 意义在于它是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旧哲学地基的彻底的倾覆，而不是在旧哲学地基上的任何形式上的重建。这一“颠倒”不仅表达在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中，而且更现实地体现在马克思对于旧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同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时体现在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中。     

中韩经济"五年计划"之比较分析

中国与韩国在发展经济上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五年计划”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令世界惊讶的经济增长奇迹.两国国情的异同决定了两国经济“五年计划”在编制、性质、作用以及政策内容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特色.将两国的“五年计划”进行比较分析,有益于加深对两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认识,对我们今后开展经济工作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延续,其关键在于一个“新”字的落实上——城乡的统筹良性互动。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和制度建设上。此外,新农村的社会文化观念构建也不容忽视,应当培养农民求知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许多社会组织的建立,给农民创造互相交流、沟通、学习的机会。本文中笔者还对颇具争议的“反哺”一词作了分析,从几方面论证了“两个反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用"10%"量化浙江"两力"目标

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今后一个时期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时，提出“以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简称“两力”）。这是我省经济工作的重大战略方针，对于加快经济强省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我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都是作出量化规划的。实践证明，目标只有经过量化规划以后，才具有指南性、参照性和操作性，从而迸发出它的巨大力量。本文试就“两力”的量化问题作些探讨。一、用“10%”量化浙江省的“两力”衡量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是GDP和外贸出口。GDP和外…     

首都"科技兵团"全面对接香港经济

近日,在香港召开的“第八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暨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上,北京市科委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科技兵团”,举起“首都科技资源招商”的旗帜,努力开拓北京与香港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北京是全国的科技中心,是世界少有的知识、智力高度密集的地区。雄厚的首都科技资源     

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文化由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织、融合而成。回族在文化认同上表现了极强的两种文化结合的特点。与回族相比，东干人在中亚发展的文化带有更显著的“多元”色彩，但它保留的最基本内涵仍然是回族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结合形成的传统，只不过由于周围环境不同，在选择认同符号方面更趋向于汉文化的特色以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可以对回族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回族研究更趋思考上的多角度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关于民营企业"原罪"的辩证分析

经济方面的“原罪”在历史的各个转折关头都存在,但它是一种不可用现行法律加以惩罚的“罪”,是一种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非罪”之“罪”。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与历史上的“原罪”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特殊的国情导致的体制之“罪”。我们在舆论上不宜大张旗鼓地声讨和清算民营企业的“原罪”,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要严格惩罚民营企业的“本罪”,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进取心,优化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宣传民营企业的经济功绩。     

"宋四家"之"蔡"乃"襄"而非"京"的几点明证--兼论蔡襄的价值意义

惯称“宋四家”之“蔡”本为蔡京，后易为蔡襄，综合考察蔡襄跻身“四家”的成因及其本身书法艺术特色、成就，蔡襄名列“宋四家”是有其应有的价值意义的。对蔡襄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也可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真"的创世与"真"的毁灭--《花腔》之"花腔"叙事

<花腔>的发表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花腔>的出众之处不完全在于文本作者得意、论者激赏的"先锋性"的两套叙事话语体系的设置,更在于通过调用"真"的创世与毁灭的叙事智慧对历史话语权的质疑和对"红色"知识分子荒谬人生的深刻阐释.     

重新审视"环境决定论"——《人文类型》所给予的启示

自然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活动舞台,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是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探求文化特质地理分布的简单原因,在于环境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是基于世界性探险而搜集到的大量有关人类差异材料进行分类和解释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文章从早期理论学者开始进行追述和回顾,认为:如果将强调或者突出“气候的作用”的学者归为“环境决定论者”,这种扩大“气候”外延的论说方式不能成立。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对"矛盾"、"对立"范畴的再认识

韩非的“矛盾”富言属于逻辑矛盾。他的“矛盾”思想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仅仅在对立两极中的思维方法并非完全正确。哲学上的辩证关系,借用“矛盾”、“对立”范畴来表述,也不十分恰当,因为矛与盾不是对立的双方,而辩证关系也应包括对立统一、鼎立统一、多立统一。所以我们必须确立立体矛盾观,即对立面-中介-对立面,或正中反矛盾论,或同异反分析法。     

《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