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而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的最重要依附性力量。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的李鸿章历史形象初次塑造,更能看清桐城派的政治观念。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从"能臣"跌入"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后期桐城派古文对淮系政治的文化建构与历史书写逻辑,是考察晚清民国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古文发展转变的重要因素。     

晚清文学流派与政治集团的互利共赢 ——以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为例

晚清政坛,湘军集团式微,淮军集团崛起。作为绵延了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与淮军集团由于地缘上的独特关联,更因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师友渊源,产生了交集与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淮军政治领袖李鸿章得以实现。通过考察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之交往,探究后期桐城派对淮军政治、文化之贡献,厘清淮军政治对后期桐城派发展与承传之影响,从而为全面研究桐城派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清中叶豫北荒政与公共领域控制

清中叶是清代的转型期，官方势力与地方势力争夺豫北地区公共领域控制主导权的斗争随着荒政的发生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官方对主导权的掌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地方对主导权的争夺表现为视死如归的追求。乡绅阶层有所崛起，却在官方建立的合法性统治秩序下难以有所作为，“绅权大张”成为一种情结。     

灾荒与传统社会的应对——以魏禧《救荒策》为考察中心

魏禧是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位江西士人,其《救荒策》是一部言简意赅的荒政著作。他仅用万余言便对其前人的各种荒政措施进行了梳理,"余摭所见闻,择其可常行无敝者杀之"。因此我们把《救荒策》作为古代荒政的一个缩影来研究,管中窥豹,以此微探传统社会应对灾荒的思想与策略。     

李鸿章与“球案”

晚清时期,日本无故侵吞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引发中日琉球问题之争。清廷重臣李鸿章主张通过外交途径,以“据理诘问”的对日方针,解决纠纷;在清廷准备与日本议结“球案”之时,李鸿章又建议琉球问题“惟有用延宕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清廷处理琉球问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的浅见和软弱,导致清政府在“球案”交涉中的败局。     

略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炮舰政策将中国强行拖进"国际家庭"。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对晚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对李鸿章外交生涯的三个关键点,即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外须和戎的方针和以夷制夷的策略略作分析和评价。     

宋代地方官员与救荒

在应对自然灾害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宋代各级官府在救灾救荒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也是举足轻重:具体而言,宋初中央朝廷对荒政起着主导作用,迟至真宗以后逐渐转向地方政府为主;为了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宋代还把救荒之政尽量完善,以救荒之实效来评判官员的政绩。但就荒政实效本身而言,仍然存在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通过考察宋代地方官员的救荒之政,可以管窥宋代以来的地方吏治之一斑。     

中晚明的讲会运动与阳明学的庶民化

明代讲会,除了学术性较强的讲学聚会,还有颇显庶民性、宗族性特征的所谓"乡会"。当时乡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已超过了讲学教化,其学术性、精英性也已逐渐让位于庶民性、宗族性。如果说随举之"会"的特征在于它的群众性,那么书院之"讲"的特征便在于它的精英性,而无论群众式的随举之会还是精英式的书院之讲,其目的都是为了崇德教化、净化社会。阳明学在中晚明的突出面向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转向与变异。这一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右地区和其它边缘地区。尽管在阳明学的草根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政治精英化的倾向,但就中国思想史的主体而言,阳明学的草根化要明显强于它的知识精英化,而且较之其政治精英化,其草根化的趋势或许更具颠覆性的意义。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概念框架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地方政府面临的趋势与潮流。文章从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内部问题的“逼迫”与各族人民多元化的需求、降低行政成本、维护西藏稳定的政治使命等方面,提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理念、主体、方式、内容,以解决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领域、行政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中突出的公共问题。     

陈宏谋的治民思想研究

陈宏谋(1696—1771)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一位政绩卓越的封疆大吏,同时也是一位被誉为"岭表儒宗"的思想家,更被史学界誉为清代乾隆朝的三大清官之一。他的官箴思想可以归结为"民本思想,"这与我国当前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笔者将结合陈宏谋的民本思想与实践成效,并加以评述,希冀能为我国现在所大力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夜花园的文化隐喻和近代文化公共领域的特征

日常生活的文化变迁,反映着具体历史时空下人们的内心情感、心理状态和文化意识的改变.晚清上海夜花园的产生和流行,成为当时媒介文本里一个具有深刻文化隐喻功能的词语,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公共领域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公共领域不相同的若干特征.旧式士大夫文人为主的文化文本,尽管发挥了文学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的中介作用,但是无法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自我启蒙,所以不可能单独构成文化现代性话语.     

浅析周济"比兴寄托"词学理论

在周济的"比兴寄托"词学理论的提出之前,虽然也时有人倡导,但却都无甚影响.而在晚清民初山河破碎之时,以美刺为内容的"比兴寄托"有了接受的条件和允许其发展的空间,为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中心

清季民初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针对中国近代社会之窘状,利用传统尚俭善政精神,努力融合西方近代相关思想,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他们自觉遵循尚俭精神探寻有效之法不断追求善政,充分利用俭以养德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贯彻俭政精神革故鼎新着力打造良善共和政府,秉持尚俭善政精神继续革命循名责实再造共和,四个有机统...     

论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和分权化的背景之下形成了独特的竞争模式,具有双重身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以及政治晋升竞赛的激励下,在经济和政治市场展开了博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趋坏的竞争”.我们应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利弊分析,探讨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有效措施,使之达到“趋好的竞争”.     

浙江省地方高校参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与举措——基于实证调研的分析与思考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明确要求。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目标任务，必须在加强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地方高校作为地方人才、科技、智力的高地，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承担着比其他社会团体更多的责任。     

除魅与离心:晚清泰山祈雨礼的变异

咸丰朝以降,晚清官方的泰山祈雨(雪)礼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一祈雨礼不再配有皇帝亲撰的祝文,从而在国家礼仪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由于泰山祈雨的结果不能及时如愿,清廷开始试用西方传来的农业灌溉技术,由此开启了泰山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去魅之路.然而,从此泰山祈雨礼逐渐沦为地方官员借以谋取私利的工具,遮蔽了“礼治”体制承载的君恩与公义.晚清泰山祈雨礼呈现的“去魅”与离心,表明“神道设教”之道难以应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困境,而政治文化信仰的陨落隐然成为晚清“礼治”的深层危机.     

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经世思想之比较

经世主义是中华元典的"伦理-政治型"的传统精神,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是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今、中西的冲撞对话中的历史贯通。在晚清社会政治巨变时,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经世思想出现了其如实用性和扩张性等共通性,但也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论德育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

思想道德教育是教育的灵魂.我国古代把"教"解释为"觉悟",就是说"教"就是提高人的觉悟,就是德育的意思.《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及成俗,其必由学乎."孟子说"善政不如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这里讲的"教学"、"教"、"学"都是教化,感悟的意思.《大学》里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道"便是教育;而"明明德,亲民,至善"实际上说的都是德育的内容.     

梁启超评"袁世凯式公债"

20世纪初,梁启超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时期举办的国内地方公债的历史.尤其是对"袁世凯式公债"的评析,集中披露了地方官僚竞相举借国内公债的真相,体现了梁启超在内债问题上的独特思考和清醒的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