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尚未-全有——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存在的存在论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存在论是"尚未存在的存在论",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一种新的世界形态的存在论.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是一种业已完成了的东西的存在论,而尚未存在的存在论是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存在论.尚未存在的存在论的功能在于,一方面,预先推定"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另一方面,预先推定"尚未完成的东西".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无-尚未-全有"这一公式恰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内在目的论过程.     

生态矛盾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辩证法

人类的社会历史行为如果超出生态界限，则会出现对于人类来说的“生态矛盾”。生态矛盾表现为人类既依赖于生态，又反过来破坏生态的悖论。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这一矛盾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生态矛盾触动了“人类物种是持存还是毁灭”这一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基础，但生态矛盾并没有改写马克思所确立的人类自由和解放这一世界历史目的。相反，生态矛盾作为资本逻辑向人和自然之间生存界限的拓展，本质上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自然辩证法”环节。依此原理，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平行蕴含着人类文明形态的螺旋上升式演进：农业文明(人的依附性)——工业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态文明(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辩证运动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生态矛盾的解决之路，也是实现世界历史目的的积极条件。     

康德的星云假说·机械论·形而上学——关于我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的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以致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如下一些“毋庸置疑”、甚至“不容违逆”的经典定论,这就是: (1)在十八世纪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自然科学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自然观和方法论居于统治地位,它的中心思想是自然界绝对不变;如果有什么变化,那也只是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 (2)机械论自然观必然导致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又必然导致机械论,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必然联系。     

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是对人和自然界价值论地位的三种确立方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否定性的关系；自然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肯定性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对立统一之合理的“度”或“点”在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近年来成为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我们注意到,与ontology相关的术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也十分普遍,而译名同在哲学中一样纷纭不一。无疑,弄清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将有助于其他学科中该词译名的统一。本文先简略介绍一下哲学界关于ontology译名讨论的情况,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以供斟酌和参考。一、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从词源来看,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的being和beings)是动词兼系词einai(相当于英文的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及其复数形式。既然ontology就是关于on的学问,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认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对具体哲学学说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2]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此种主张。由于on在汉语中出现了“有”、“在”、“是”等不同的译法,相应地,ontology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单从字面上看,“本体论”的译名距离词根的含义最远,但它反而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的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3]。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又重新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启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关键在于,如果on的多义性不能排除,那么,ontology的译名也就不可能定于一尊。二、译名讨论中的相关学理事实上,译名之争中牵涉到复杂的学理,既有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学说史的根据,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转换问题。只有分别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译名之争获得较为清晰的见解。首先,从语义角度看。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希腊文中,on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 in 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由于二者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了对“存在”、“是”(Sein)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之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其次,从学说史方面看。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a的体系。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4]沃尔夫分类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学科水平上把Ontologia归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一部分。这个分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沃尔夫对ontology学科地位的界定,把它看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用ontology来指称传统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整个学科。然而,正是On-tologia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需要通过学说史的考察才能明确。虽然Ontologia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Ontologia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和传播以后,西方学者都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ontology”条目中说：“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它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to on hei on)的学问。而在他看来,“实体”(ousia,substantia,substance)问题正是“存在”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5]那么,什么是实体呢？后世哲学家们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确立为“实体”。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实体”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实体”又被理解为万有的终极根据,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就是说,作为西方哲学关于on的学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内涵和特殊规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传统西方哲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特征和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应该被叫做“本体论”或“实体论”。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语词的约定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6]。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综上可见,学说史上存在着把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的事实,而这种理解又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和辩护,这也许就是这个译名能够广泛流传开来的原因。三、本文所建议的术语翻译方案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对待,它有着充分的学说史根据。但是从译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汉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并赋予它以恰当的含义。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同时继续保留“本体论”一词。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它不再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2)或者将它降格为ontology(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即“关于存在者(是者)的学说”这一学科子分支,同今天兴起的另一个子分支——“关于存在方式(是,或是态)的学说”相并列,则更符合当代哲学与科学思维发展的新形势。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学科与学说的界限。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而作为一个通用名词,ontology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的;但具体的解答方式和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科层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说层次。这两个层次不应该互相混淆和取代：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和思想观点(在“哲学”这门学科中,尤其如此);同样,所主张的学说、所隶属的学派和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不同,也不妨碍讨论的可以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论”(ontology)的研究,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学说或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其中,依据“存在者”和“实体”去制订方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对这门学科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本体论的方式”。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蒯因仍保留了“ontological commitment”(可译为“存在论上的承诺”)的提法;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则通过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开创了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是追求存在者,而是注重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存在论和对于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的某些具体的解答方式区分开来。在用“存在论”来标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ontology”这一点明确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两个术语,来标识这门学科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形态。具体可参见下图：在“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是它的两个子科目。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就其对ontology的研究和回答来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根本相反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本体”一词在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本体”一词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卷下)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极其多样的,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等含义。且看下面一段话：“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7]这里所说的“本体”一词,相当于“本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从作者自己在后文中所给予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这里反对的是在体育上附加本来不属于它的内涵,特别是政治内涵的做法,而希望“回归”体育本身体能、技能竞技的本来意义。由于“本体”概念使用中含义极端多样化的情形,我们在研究和把握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时,不能从日常语言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     

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工程之思

工程的生存论解读突出了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可从海德格尔处找到相应的思考线索。海德格尔不仅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赋予生产的工程以"生存论性质",开显了工程的存在论视阈,而且阐明"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是人的应然存在方式。因为,只有"栖居"式的"筑居"才能使人类建造的工程和谐地融入自然中,让人诗意地生存。     

实质主义对倾向论的批判论析

承袭分析形而上学关于性质的研究,倾向论将性质理解为不可还原的倾向,用法则作用解释倾向的识别。实质主义对倾向论的批判可见于两个方面,一是倾向论无法赋予性质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并面临认知倒退的困境;二是性质不具有内在的因果效力,倾向论忽视了“例示”在理解性质中的关键地位。实质主义对倾向论的批判有混淆认识论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之嫌,它坚持性质有其“实质”,并用范畴性质代替倾向性质,但是其理论建构存在“乞题”的错误,难以替代倾向论。深入关于性质的形而上学研究,需要厘清倾向论与实质主义之分歧,进一步对性质的本体论基础作出解读。     

真理论的新进展--最小主义及其批评

本文简单评析了传统真理论的争论：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并引入了现代理论框架：弗雷格的“透明论旨”、塔尔斯基的“真理图式”以及蒯因的“去引号论”。霍维奇的最小主义主张真理的等值图式，并将真理概念限定为语义功能，从而提出真理是形而上学琐屑的。笔者质疑了最小主义将命题作为真理载体的做法，认为真理概念具有形而上学中立性而非形而上学琐屑性。并尝试突破真理的现代框架，提出完整的真理论应该包括“真”和“理”。     

机械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作为具有存在论性质的机械论(mechanism),自近代科学革命直到今天,它都是科技人员探索自然规律的圭臬。尽管受到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但科技界并未因科技哲学界的批判而放弃机械论。这表明,受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机械论,在研究事物性质所表现出的合理性被长期忽视了。通过对托马斯·瑞德所著《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的分析表明,科研人员正是通过在控制科技的历史实践中,运用追求"不变"的本质分析传统的构成思维,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变"的反思思维的创新活动,由此促进了主客融合,使得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崛起了。探讨以实证性案例分析为基础的机械论和演化论的融合,其实就是对机械实践论或机械创新论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机械论在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中前行。     

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即形而上学,它是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即人们对整个客观世界终极原因的一种看法或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本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核心内容就是试图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最高、最大的"智慧"。而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界具体的、精确的、分门别类的看法或解释,只不过这种看法或解释必须受人类经验的严格检验。因此,哲学或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的思想观念它们两者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没有形而上学作前提或基础,自然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康德之所以写《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原因也正在于此。     

对所谓“人类观测的极限”的意见(一)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在1964年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发表了《科学的极限》一文。他在文中指出:(1)人类可观测的范围是有极限的,人类无法观测到距地球100亿或150亿光年的河外星系。(2)人类的旅行有极限,不可能访问太阳系以外的行星。(3)人类用加速器获得的能量有极限,永远不能达到强宇宙线的能量。(4)人类的思维迟早要达到它的极限,那时,不是思维的“贫乏”,就是“重复”过去人类思维的成果。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不断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任何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来经不起人类实践的考验。俄歇在他的文章中,又一次宣扬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一种对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论调,是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他的文章中,他企图给这种荒谬的论点作出“现代科学”的论证。其实他的“科学”论证是完全反科学的。为了揭穿这种谬论的反科学性,我们约请了几位科学家分别对俄歇提出的四个所谓“极限”发表了书面意见,刊载于下。同时附载了俄歇的原文,以供参考。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回到主体性的原初——从判断之同一、存在之统一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

莱布尼茨的逻辑学承载了近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倾向,海德格尔以罗素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结论出发,遵循论证-分析性重构的哲学方法,通过莱布尼茨的"主谓包含论"得出判断的同一性与"同一实在之全体"的内在一致应和性,由此从逻辑学走向了其存在论。海德格尔这种探寻存在的意义的道路为当代哲学如何应对主体性危机尤其是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之统一找到了鲜活资源。     

技术之思--海德格尔技术观释义

立足于工具论的技术解释,没有揭示出技术的真正本质以及技术与人、与世界的本源关系。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论原理出发,阐释了他的独特的技术思想,认为“构架是技术的本质”。技术通过物质化、效用化、对象化等等方式完成了世界的构架,它是一切存在者都无可逃避的基本事件,是人类的必然境遇。     

科学和技术:人类自由的表征

1.人享有自由,动物没有自由。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自在地存在着,并以其内在的相互作用变化着。人类作为是自然界本身的各种因素长期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就不是一种从自然界之外强加给自然界的外来的关系,是内生的。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其“类”的本质在于其生命运动的性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p.53)正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活活动直接分别开     

信息哲学存在论新探

中国信息哲学提出的信息存在论学说不仅改变了“存在”的内涵与界限，也为从哲学抽象的层面探讨原本虚无缥缈的“非存在”世界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信息存在论仍然存在着某些需要拓展和深化的方面：(1)现有信息存在论对存在领域的划分基本上是静态、孤立的，并没有在存在论层面上体现出演化思想；(2)信息的定义仅仅揭示出信息与物质的关系，而没有体现出信息与信息、信息与“非存在”的关系；(3)“非存在”作为与“存在”概念相对应的范畴，也应该成为存在论的重点讨论对象；(4)存在论的基础不应该只局限于“存在”(物质与信息)的划分与相互作用，应该扩展到整个世界，应该是“存在”与“非存在”相互转化、演化的思想；(5)存在领域的划分应该理解为存在领域的多个方面，“非存在”与“存在”、物质与信息它们本是由指向性联系着的一个多方面的整体。信息演化存在论则可以为解决如上一些问题提供某种建设性的答案。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与化解技术危险的可能出路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由技术的集置本质而得到规定，集置体现了此在将一切现实物都看作“资源井”或“持存物”的存在解蔽方式，其背后的理论前提是以传统哲学的主体主义和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范畴存在论思想。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此在的“自身性”无处不在，但这并非是此在的真正自身或“本质”,集置由此蕴含着最高的和极端的危险。化解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出路在于，此在要在本真决断的方式上领会到集置及其背后的传统哲学理论预设的本质局限性，并基于一种可能的崭新的关系存在论思想，重新看待人与物之所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所标识的是一个与以集置作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后技术时代，它能够开显出技术(物)本身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的存在意义，从而有可能在本质上避免技术的危险，它或许能够成为今天乃至未来的人类技术的基本发展模式。     

从《存在与时间》到《技术与时间》——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发展

《技术与时间》是斯蒂格勒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后期批判数字技术与“人类世”的思想基础。《技术与时间》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具有亲缘性。用“技术”取代“存在”彰显了斯蒂格勒的哲学旨趣，即把基础存在论奠基于技术存在论。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张，并将它解释为“在自身之外存在”;其次，与海德格尔通过“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拒绝本真性概念，主张技术构成此在；再次，这意味着此在是可被构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亏欠”与爱比米修斯神话共同为此提供了根据；最后，技术构成此在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代具性存在”,此在必须与技术共在，并通过技术而存在。     

建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综述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历来哲学必须回答的课题。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综合和整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关于如何理解自然概念、自然分类和人工自然的问题 1.关于自然概念 自然概念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范畴。纪树立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揭示的是“人化自然界”,是“人的属人的本质”。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在人类历史中生长着的自然界,也即在人的实践中不断形成着的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他认为,马克思断然否定了那种“抽象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与怀特海有机自然观的聚合

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是基于某种实体为立足点来解释这整个自然界,进而又将组成这个自然界的实体还原为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实体本体论"的范式构成了以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内在症结。马克思与怀特海都不约而同地批判了"传统本体论"诠释存在的静态思维,并且转向动态的角度将自然阐述为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过程的观点。马克思运用实践范畴扬弃了传统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阐发了他的有机自然观;怀特海将整个自然界阐释为一个活动的有机体,从而实体也就被理解为一个功能与结构。由此,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有机自然观生动诠释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辩证关系的过程原理。整个世界因而能够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生成、灭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