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地域管辖

诽谤犯罪自从打上网络的特征之后,传统诽谤犯罪地域管辖连接点在网络诽谤独特的虚无空间中被突破。文章借鉴先进经验国家的立法、判例,基于对网络诽谤犯罪预备、实行和实行后三阶段具体分析,揭示了网络诽谤犯罪地与刑事地域管辖的联系,提出网络诽谤罪地域管辖连接点的确定标准是侵犯刑法法益原则。     

从“实际恶意”原则看言论自由和侵害名誉权的关系

实际恶意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明知故犯,二是严重失职。实际恶意原则的适用应该要区别侵害对象、事项是否对国家,社会的公共道德具有影响力,否则将会产生侵害他人名誉权或者限制他人行使言论自由。而通过借鉴美国诽谤法的实际恶意原则来平衡言论自由与侵害名誉权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     

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困难与对策

由于网络诽谤犯罪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加上我国刑事立法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导致被害人追究网络诽谤者的刑事责任面临严重困难。作为对策,在刑事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害人难以获得的证据予以调取,公安机关应当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赋予"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被害人选择向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告诉的权利。     

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困难与对策

由于网络诽谤犯罪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加上我国刑事立法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导致被害人追究网络诽谤者的刑事责任面临严重困难。作为对策,在刑事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害人难以获得的证据予以调取,公安机关应当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赋予"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被害人选择向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告诉的权利。     

建议制定人格保护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包括公民的人格尊严权、自由权、安全权、生命权、名誉权等——笔者注),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     

公民名誉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与对策

侵犯名誉权,主要有侮辱、诽谤两种表现形式,视其行为和严重程度,分别承担民事、行政或者刑事责任。由于中国犯罪构成的闭合性,导致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界限不能明晰界分。为司法滥权和权利保护乏力留下了制度空间。在分析司法滥权和权利保护乏力的原因后,从实体法律完善、司法机制健全以及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交叉处理机制三方面提出对策。     

论知识社会背景下的立法原则——《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条解读

在刑法中，针对侵犯名誉权的罪名主要有两个：诽谤罪与侮辱罪。刑法并没有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过，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履行公务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或者以窃取、收买等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因此，有人认为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未尝不可。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古代诽谤罪兴废时间考辨

根据有关资料对中国古代诽谤罪的兴废时间进行了考辨,认为诽谤罪始兴时间当在西周末年周厉王时期.此罪一经确立,便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其间虽有个别统治者发布过废除诽谤罪的敕令,但该罪始终存而未废.古代诽谤罪所指的对象始终是帝王官吏,其含义逐渐扩大到适用于平民百姓的变化,不是在隋唐以后,而是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     

浅议网络名誉权的保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侵权行为也随之产生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网络名誉权的保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网络名誉权是网络人格权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一般侵害名誉权行为入手,通过比照,着重阐述了网络名誉权侵权行为的构成以及对网络名誉权侵权行为的救济。     

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

我国名誉权法律保护存在着言论自由和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协调问题。合理界定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范围与边界是化解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困难的出发点。加强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需要明确引入公众人物的法律概念,建立我国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强化机制,引进西方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恶意不实诉讼"制度和"实际恶意原则"。同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的保护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国家需要制定新闻法以及相关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     

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传承——重读贾平凹的《我的老师》

长期以来,被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我的老师》一直好评如潮,其倍受推崇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坛大家贾平凹先生竟然能够认一个只有三岁半的小儿"为师"。不能否认,这种"以大认小"、敬仰童心的思想意识确实使文章在立意上彰显出贾平凹之坦荡胸怀、大家风范。但是,如果以此就推衍出《我的老师》一文具有"独特之处"的创新精神则未必成立,因为这种"以大认小"、"敬仰童心"的思想却是古已有之——并不为贾先生所独创。     

神话学视域下《活着》中福贵的原型解构

美国著名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神话故事,总结出了不同民族神话英雄成长的一个通用模式,即:分离——历练——蜕变。《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老人福贵六十余年的风雨人生,诠释了热爱生命的"活着"哲学。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同样经历了从地位丧失到死亡考验最后到超然直面人生的蜕变过程,他的一生符合坎贝尔的神话英雄进化模式,因此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神话英雄。     

任昉文章“文体本疏”与破体辨析

在中古文笔分域的背景下，任笔在齐梁之际赢得了炳焕的盛名，然而北人邢邵却讥斥任昉“文体本疏”，抵牾顿生。邢邵这一言论，是在与魏收斗文争胜的背景下提出的，除不满任昉诗歌好用新僻的典故之外，还有任昉在创作中常突破文体规范、随意运笔的缘故。任昉作品中所存在的破体现象，反映了他不拘于文体约定俗成的既有规范，灵活地从具体境况出发结撰篇章以各致其用，同时也是他追求新变的结果。     

“仁者不忧”：梁启超的“趣味”境界修养观

“趣味”在梁启超那里,被境界化了,其意涵超出了具体的感性嗜好的层面,是一种超越忧患疑惧而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深厚稳定的心境,梁启超以“仁者不忧”来表述,其精神特征是“无入而不自得”。作为境界的趣味,是人心主动的营构,生成于自心对人生活动的成败之忧和得失之忧的透解和超越。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拉萨口语中带有动词语尾“bafyinv”的句式分析

拉萨口语中的动词语尾bafyinv与语序、人称、动词、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正确地安排好语序，确定好人称，使用好动词及其时态，才能构建出正确的“bafyinv”句式。文章分别论述了与“bafyinv”相关的语序、人称、动词和时态，总结了“bafyinv”句式的规律。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塑圣”杨惠之的雕塑艺术

杨惠之做的雕塑，从形式上看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塑”，属于雕塑中的加法，他较少制作雕刻艺术，最突出成就也是泥塑艺术。第二是对雕塑进行着色妆彩。杨惠之的画技不输于吴道子，故而对雕塑妆彩后，显得更为生动逼真。他是唐代第一个把写实风格引入雕塑艺术的人，他的泥塑作品能较好的抓住人物的外貌特征与神情特点，这在当时被认为合乎相术，时人称为“古今绝技”。他成功地把张僧繇的绘画风格运用到雕塑方面，有“天下第一”的盛誉，赢得了与“画圣”吴道子同等地位的称谓——“塑圣”。     

《汉语大词典》未录词语释证（二）

唐代古文家欧阳詹在散文创作中追求语言的新变和古雅，复活或创造了不少历史词或新词。《汉语大词典》收录了十余条源自其作品的词语。但是，仍有不少词语，辞书尚未收录注释，这对于唐代散文研究和语言研究都是不利的。文章择取“儒里”、“港洞”、“闲丽”、“物义”、“山节”、“秘邃”“奔崖”、“六阴”、“浮泉”、“掺执”、“白移”等词语，利用传统训诂手段加以解释，既有助于对文本的研究，亦可补大型语文辞书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