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胀压力下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思考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我国普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本文从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认为流动性过剩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经济现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矛盾逐渐累积的结果。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同时又带有长期性、艰巨性,根治方法应该是多管齐下,以金融领域为切入点,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同时启动。     

比通胀、通缩之争更重要的

未来，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将面临通胀风险，而非通缩。理由在于三点。 第一，流动性过剩局面将刺激通胀快速来临。 目前，全球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流动性过剩。虽然美国或西方国家面对独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对策是应对流动性不足，而实际透过价格可以看到的是明显的流动性过剩。     

浅谈利用资本市场缓解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一种全球性长期现象.我国2003年以来也开始出现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在本币升值特定背景下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之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合理疏导资金流向是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无疑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现象的分析,描述其表现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说明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并提出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几点建议。     

中国流动性过剩根本原因辨析

流动性过剩问题最近已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流动性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得出了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外汇占款过多,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的表现及成因分析

近两年来,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对于流动性过剩的讨论更是异常热烈,甚至在党的工作报告中都有提出。关于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已基本上趋于一致,但在流动性过剩的衡量上却难以一致。本文从理论角度观察我国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分析流动性过剩成因。     

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两个主要问题。本文采用1991-2007年的数据,对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流动性过剩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且互为因果关系,但城乡收入差距对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流动性过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解决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关键。     

警惕通胀和重估汇率政策——近10年货币政策历史回顾

在1998—2002年的大约5年时间内,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内容是反通货紧缩。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和央行再贷款在1997—2001年间保持双低,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央行在2002年之后的5年时间内,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外贸和资本项目下"双高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流动性过剩的病根在于人民币汇率刚性。央行终究会把汇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常规工具,而且从短期看世率也是抑制流动性过剩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我国流动性过剩探析

流动性过剩问题是时下的热点问题,它伴随着近年来我国持续增长的经济热潮而产生,备受全社会公众关注。流动性过剩的产生在于我国长期以来过低的消费率和过高的储蓄率,以及随着我国经济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所带来的大量热钱的涌入。面对眼前的现状,我们应当把流动性过剩作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要想从根本解决它,必须从体制以及市场运行方面入手寻找突破。     

2009年上半年CPI走势分析及预测

2009年上半年,CPI同比累计下降1．1％,各月同比涨幅持续走低,连续5个月负增长,同比累计比上年同期跌9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影响的叠加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供需失衡是导致CPI负上涨的根本原因。2009年下半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局面短期内仍难以逆转,加上国内农业丰收,全球经济短期内难以全面复苏,外需形势依旧严峻,第三季度乃至年内出现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货币流动性过剩影响的显现,物价上涨的乐力将讲一步加大．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负效应及措施

过去五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依然严峻,经常项目顺差仍高居不下,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急剧攀升,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带来了严重负效应,主要体现在它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使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减弱、给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及导致我国内需不足和对外依存度过高。所提出的调节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相应措施,主要包括转变外贸发展战略;改善内部经济失衡状况,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行企业“走出去”战略。     

2016年我国金融运行分析与2017年展望

2016年我国社会流动性平稳充裕,M1与M2剪刀差持续扩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多,社会资金成本总体下行,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预计2017年,我国需求疲弱势头难有好转,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工业通缩好转势头难以持续,整体通胀水平仍然温和。社会融资成本下降的负溢出效应不容忽视,未来下降难度增大。因此,货币政策要长短兼顾,坚持“稳健”基调,保持社会流动性中性适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平稳充裕。     

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最大的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各个学者观点的基础之上深入地探究了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并进行了分析,提出我国应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化解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与中国对外开放观念更新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表现出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产业转移升级加速、消费缺口得到弥补、贸易保护抬头、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等主要特征。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内需增长后劲不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外经济环境变化等诸多方面的新挑战。应对新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对外开放战略、对外贸易与投资方式、对外经济增长方式、营造对外开放环境等方面转变开放观念。     

流动性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的实证研究

流动性可分为货币流动性、银行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三者之间互相影响,联系紧密。根据流动性资产定价理论,流动性越高的金融资产的资本成本越低。但是由于不同层次流动性间的互相影响,外部流动性水平越好时,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可能同时下降。基于Probit二元选择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流动性对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是不同的。货币流动性、银行流动性越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以债务融资的概率上升;股票流动性越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以股权融资的概率上升。     

2017 年金融运行分析与2018 年展望

在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影响下,2017年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一降、一升”,人民币存款与人民币贷款“一少、一增”,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杠杆率“一降、一稳”,各类利率水平有所抬升。2018年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积极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国内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抬头以及各类金融风险点进一步暴露等多重挑战。金融调控要做到“四个加强”：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加强价格型调控,引导利率水平与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加强结构性调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加强流动性精细化管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平稳。     

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国债市场的发展思路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为了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我国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应加以综合利用。文章就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思路。     

货币政策松紧趋势的研判

针对外部环境高度复杂以及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主要从货币供应量、当前经济形势、经济变量等几个方面简要阐述了当局应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货币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全球价格的影响

维持币值和国内价格稳定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美元供应分为国际和国内两部分,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可能是国内流动性平衡和国际流动性过剩并存。亚洲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大幅增持美元储备,导致美元超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此次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债务违约风险凸显,发展中国家增持国际储备的步伐将放慢,从而将使美元全球供应量下降,中期看有利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落。     

2012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受欧债危机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影响,2012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应对,主动调整,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了预调和微调的力度,着力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经济运行初步显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仍处于低位运行,尽管在投资等领域出现了一些触底企稳的积极因素,但基础还不牢固,外需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在国际经济形势尚不明朗,仍存在下行的风险。当前,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的关键,是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防止过剩产能进一步扩大的前提下,把稳定投资增长作为短期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2013年应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适当扩大赤字规模,继续把结构性减税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扩大“营改增”的实施地区和实施范围,适当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使结构性减税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发挥更积极的效应。此外,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