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分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法治与依法治国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大的区别。法治与依法治国在产生的时间、实质、内容、对象、领域、目的、要求及其必要性和意义上都是有差别的。区分法治与依法治国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在理论上能够进一步明确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内涵、外延、内容和对象，在实践上有利于走出法治与依法治国的认识误区，进一步明确法治与依法治国的目标，避免将依法治国简单化和口号化，完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加强宪政建设，依宪治国，从而更好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国家和社会。     

再论公法法治观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一味强调市民社会自治、轻视国家在建构法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误解。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互补的治理理论并不能否定国家的主导作用。强调国家的作用并提倡一种公法法治观,是当务之急。     

依法治国与法治关系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论断。可见，“依法治国”与“法治”不能划等号，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论“诗可以观”中“观”的神秘色彩

孔子＂诗可以观＂之＂观＂,隐含有某种神秘色彩。古人观诗,可以获得超出诗歌本身的神秘内涵。从＂观＂的起源开始,论述其神秘色彩的原因,同时指出它与＂诗可以兴＂及儒家天命观的重要联系。     

“以法治国”对“依法治国”的启示——兼析法家的“法治”思想

文章对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作了简要回顾和梳理,并同时将之与现代化"依法治国"的内核作一比较,以期能扬弃和借鉴部分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古为今用,以便能完善现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国"之进程。     

论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跨世纪目标。一、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依治治国,实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     

依法治国论

新中国“法治”走过一段曲折之路，依法治国是党对新中国成立后治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论“和合发展观”

现行"经济发展方式"招致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失衡,从而使"可持续发展"往往流于口号。若以佛教缘起论的"和合精神"为基础,可提炼一种包含着观念和合、利益和合、制度和合的"和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期望将世界各大宗教、各种文明的"黄金法则"融为一体,力图超越人类现存自利的、分裂的发展方式,谋求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共生共荣,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斯宾诺莎“自由观”

斯宾诺莎对"自由"的理解,克服了以往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从"自然"出发追求"自由"的梦想,"自然"在斯宾诺莎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了自然性是人的本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往人们在脱离了自然之后,所追求的"自由"的虚假性、欺骗性和非人性。     

论江泽民的“三农”观

江泽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他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形成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依法治国的对象

本文就本着法治的精神对依法治国的对象做了几点论述。依法治国的对象是指依法治国的受治者,即法治主体依法所治的对象,它具有复合性,指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等很多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民三大方面。     

钟敬文“大文学理论”观论

20世纪末期至今，钟敬文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前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五大巳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法活国家。的基本内涵。对北，从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实行的民主性质、所应建立的法律体来等5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论康德的“普世伦理”观

普世伦理又译作全球伦理,一直是人类探讨道德的核心问题。康德从先天的形式出发,通过自由意志、道德规律、人是目的和普遍立法等形式为普世伦理的发展奠定了基本基调和纯粹理性形式,促进了普世伦理思想的发展。     

论施蛰存的“文学语言观”

施蛰存对文学语言的持久关注，显示出一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和学者的艺术自觉，他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语言中吸取养分，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将书面语言加工精炼成具有高度艺术性（或文学性）的语言，以求更正确、更明白、更具体地表达思想．施蛰存不遗余力地捍卫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他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工具，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只有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才能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梳理与比较

法治是由若干要件组成的集合概念。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近代西方从试图为法治下精确定义转向提炼法治的要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同样非常丰富,法家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观,而道、墨、儒等学派则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所提炼的法治要件存在大量共性,并都对法治基本精神做了探索;不同之处表现在两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提炼的法治要件完善程度不同,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不同,并且西方法治观很好地转化为实践,中国古代法治观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黄宗羲法治观辨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黄宗义有一种民主主义的法治观,它代表了市展阶级的反封建要求,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笔者曾对宗义等人思想的启蒙性质予以质疑,现对其“法治”观作一辨析,以期抛砖引玉。一、立“天下之法”辨黄宗义在《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中立“天下之法”的命题,常被视作其“法治”观的主旨。基实,只要辨析一下其中的“天下”和“法”两个概念的意蕴,就可看出,黄氏的主张实在是传统儒学的“天下”观和“三代”理想,在明     

论对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法治遏制

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犯罪已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我国目前必须下力气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本通过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整合在一起的动因，新刑法相关条的法治设计，遏制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对策的论述，以达到对黑恶势力、“保护伞”法治遏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