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再论周汝登劝善思想义理及其新时代价值

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构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既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又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从“知善知恶”“自讼内省”“改过迁善”“良知之致”四个层面深入分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义理,从“八士会”“日记录”等存在形式来考察周汝登劝善思想的实践载体,对新时代提升德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增加行善实践在德育评价中的比重,发挥家庭与学校在德育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道德感情和法则二义分析--兼论其表达方式的缺陷及引起的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他的心学体系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圆融的概念，即包含着道德感情和道德法则二义。但是人们容易只从道德感情方面来理解它，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批评者的意见和对于他的学说在误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后学当中。对此加以分析并指出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对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准确把握。     

构建心学道统:陶望龄与周汝登之交往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将周汝登与陶望龄一道划入了《泰州学案》之中,认为其是泰州学派罗汝芳之后学。而实际上,无论是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汝登都属于王畿之后学,王阳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构成了阳明学在浙东传承的一条重要线索。陶望龄和周汝登的交往,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陶望龄视周汝登为师,真心向周汝登请教、探讨"朝闻夕可"的性命之学;二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主持了浙中的王学讲会;三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完成了《圣学宗传》《王门宗旨》二书的编纂,共同构建了"王阳明——王畿——周汝登"这样一个以"无善无恶"为宗旨的道统传承脉络。     

科学与良知之争——以“科玄”论战为中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伸,“科玄”论战的主题由新旧文化的核心范畴良知与科学之争得以确定.玄学派试图通过划界方式,主动将“知”划归科学,以图保留良知之“良”(仁)性.这个策略一方面背离了仁知统一的儒家良知传统,使良知失去了“知”这个根基.另一方面,科学派趁势追击,以理智破除直觉、情感,以因果律破除自由意志,以科学之知破除良知之“良”(仁)性,从而使良知既失“知”性也失“良”(仁)性,良知彻底破产.如何在科学时代重建新良知,这无疑是科学与良知之争给中国哲学界留下的难题与重要理论财富.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探微

以理、物、事三个核心概念的新阐释为基点论述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提出王学的体系是基于价值意义关系的建立,进而分析了王学的内在思维特质以及与朱熹理学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其对“理”、“心”、“物”、“事”、“知”、“行”等语词不同于理学而赋予的新阐释。在“心即是理”这一心、理无二的前提下,确立了心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在确立我之为我的根基之后,通过“致良知”这一道德践履的方式,将现实生活的“物”与“事”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合一”,从而完成了从个体内心向外在世界的过渡,也为具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提供了一种可能。     

从生死考验到道德觉悟

龙场的经历和宸濠忠泰之变是王阳明人生经历中的两件大事,王阳明的思想在这两次事件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龙场悟道后,阳明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心学思想;宸濠忠泰之变后,阳明"始揭良知之教"。这两次事件对于阳明来说都可以看作是"生死考验",而在这样的"生死考验"之后,阳明均实现了某种意义的"道德觉悟",这一顺序似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分析生死考验对于阳明思想发展的意义,从阳明对生死问题的理解上来看阳明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丰富对阳明"良知"的理解,即阳明的"良知"实包含德性之外的丰富内容。对于儒者阳明,并不存在独立于道德问题的生死问题,阳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是内化于其道德修养之中的,对于生死的超越,是阳明道德觉悟的契机,也是道德觉悟的直接体征。     

论阳明心学对图书馆员伦理养成的意义

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图书馆职业规范有助于图书馆员的管理,但对于图书馆员酌伦理养成仍有欠缺。阳明心学提倡的“致良知”,对于图书馆员伦理养成有启示意义。图书馆员应本着自己的职业“良知”。在职业实践中发用自己的“良知”,从而全面养成自己的职业伦理。     

试比较聂豹与邹守益的“致良知”说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心学思想中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也是王门后学讨论的重要内容。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学者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以及“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却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江右王学的聂豹和邹守益关于“致良知”理论中的“先天之体”、“未发已发”、“寂感”、“诚”、“明觉”等问题作些比较探讨。     

聂双江思想的政治之维

聂双江之学,归宗阳明,又异于阳明及同门王畿等人。但究其思想的政治向度而言,聂双江之学与阳明之学主旨颇为相近。聂双江的归寂之学与阳明"化治世为治心"的政治哲学思路大体相类,均显为一种"信念的政治";在社会教化问题上,聂双江批评当时的文风与士风,强调"师道"传统的意义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是阳明学派所一脉相承的;聂双江还发挥阳明学"政学合一"的主张,强调"学仕一体",把"为学"与"为政"紧密关联起来。中晚明以降,阳明后学诸子思想虽各"得有所自",各持一端,不尽一致,但其政治思维大体趋同。这一点,从聂双江的思想中足见一斑。     

晚明修身日记与阳明学的发展

晚明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修身日记,这和阳明学有较强联系。阳明学内部、士人社群在中晚明出现新变化：第一,阳明的“良知”属于形而上学部分,落实到现实层面需要外在形式加以表达。第二,阳明学的心一元论引起“道德严格主义”的倾向,儒者也需借助具体手段修习。第三,儒者本身有互相规过的传统,再加上中晚明士人群体意识觉醒,儒者组织大量的讲会、省过会。上述原因促使阳明后学积极采用修身日记。修身日记的使用,也促进阳明后学道德的精进。     

朱舜水与明末思想

朱舜水在长崎居住期间曾与安东省庵就"朱陆问题"有深入的探讨.省庵在与舜水相遇前就对陈建的<学蔀通辨>进行过"训点",倾向于"朱是陆非".后省庵曾就朱陆问题请教过舜水.对于作为士大夫一员并勇于承担明王朝溃败之责任的舜水来说,在思考明王朝溃败的深层原因时,能够明确指出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中的缺陷,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问题意识.舜水不仅把阳明门下主张良知现成论的王畿等同于佛教而予以痛斥,更把东林学派的高攀龙、邹元标以及与东林学派有很深关系的刘宗周视为"道学者"而加以批判.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左王门心学的发展

王向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心学理论体系，它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亦比南宋法学精致和完整，但亦显示出更明显的内在矛盾．所谓“皆能推阳明未尽之意”的江右王门学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补充和发展阳明心学，王学正传邹守益详细阐发了师说的社会和认知功能，但没有缝合其内在矛盾，聂豹、罗洪先从逻辑上推出了“致良知”的功夫在于“归寂生静”。但过于玄妙的结论使其在功能上不大切实可用；刘邦采、王时槐重新审视心学的理论前提，提出了“性命兼修”和“透性”“研几”的修养理论。江石王学的“实──虚──实”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明代后期学术思想的主旋律．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

"万物一体"思想在儒家哲学中源远流长,是阳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致良知"的学说是境界与本体的关系.阳明指陈时弊,积极应对,就是要在以良知为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仁者浑然与万物一体"的至上境界.     

王门后学王龙溪与罗念庵工夫论之比较

王龙溪与罗念庵往复多年的思想争议,其分歧在于对良知不同体悟背景下的各说各道,二人分别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顿悟与渐修的两个方向.同时,随着念庵致知工夫的不断深入,他超出了中期的"主静"说,对阳明学体用一源、即用见体的理路逐步认同.晚年渐趋化境.表明致良知教的顿、渐两大路径殊途同归,通向同一个天德流行之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