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悲剧:一个政治学的解读

本文从政治学的维度对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的死因进行了重新解读 ,指出 :一代清官和民族英雄于谦的政治悲剧 ,其根源主要不在奸臣陷害 ,也不是明英宗的的昏庸或残忍 ,而是在英宗复辟成功、皇权转移更替之际 ,皇朝最高统治者为确立其“复辟”的政治合法性 ,为重建因景泰帝继统而遭到破坏的皇统的政治需要之所致。     

欧阳修与“濮议之争”

北宋中期，围绕着英宗对其生父濮安懿王的称呼问题，朝廷臣僚之间爆发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就是“濮议之争”。晚年的欧阳修，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旋涡，并为此背上种种骂名，带着沉痛的心灵创伤，离开朝廷，走上求退致仕的道路。笔者试据北宋史料，考述“濮议之争”始末，简析它对欧阳修生平的影响。     

古代冠服制度与"礼"的关系

在分析古代冠服制的基本特色的基础上，阐释了冠服制与礼制的深层联系。它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冠服的“差序格局”源于礼的分别精神：二是冠服所强调的社会功用是古代“礼治模式”社会的现实要求。     

礼貌原则的中西文化对比

本文从G.Leech所提出的礼貌原则为起点,从文化角度出发,阐释了Leech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礼貌原则未必适合用于衡量中国文化中人们的礼貌言语行为,因为中国人的“礼貌”是与传统的“礼”制紧密相连的,是一种上尊下卑、维护社会等级差序的礼貌原则,而西方人的“礼貌”则是为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由于有这种根深蒂固且性质迥异的文化差异,中西方持不同的面子观,从而也选择了不同的礼貌准则来维护“面子”。     

中西社会结构各自发展的脉络

中西社会结构的对比,尤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最为经典。但它们只提供了中西对比的一横切面,极易忽略中西社会结构各自变迁发展的脉络。就西方而言,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整体主义城邦到村落家族共同体,再到现代法治社会的变迁;就中国而言,则经历了从传统部落礼乐时代到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再到以平等原则重塑的差序格局的变迁发展过程。     

明代皇位继承的超稳定性及其潜在危害

明太祖确定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在整个帝国皇位继承中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超稳定性是其鲜明特征。超稳定性在维护皇权传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带来潜在危害,诸帝完全依仗皇位继承这一外在形式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而不追求修炼君主德行、提高个人素质能力来维护皇权内在的威信力,导致君民上下离心,给帝国带来巨大危害。     

历史演义戏曲中的皇权约束想象

中国古代没有过民主体制，也没有民主体制建设以及最高权力制衡方面的专门理论。但是在反映下层人民历史观和政治理想的历史演义小说、戏曲中，却塑造了一类能制约皇权的人物。此类演义剧对皇帝权威、皇权的合法性、最高权力的运行机制都有新的认识，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不受约束的专制皇权正当性的怀疑与否定，以及对一个能监督皇权的，代表正义与民望之权力的期望与设计。历史演义剧中的这种朴素的皇权制约思想，是民众共同心理的产物、普通愿望的表露、集体理念的阐述。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政治理论极力宣扬的权力制衡思想，在古代中国民间也有朦胧的追求。     

村庄内部市场交换与乡村人际关系——科技下乡中的人类学视野之三

科技下乡促成了村庄内部市场交换的产生。通过对村级集市和村庄内部生产交换的分析 ,认为村庄内部市场交换满足着目前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分工与合作需求 ,从中衍生出的“团体格局”人际关系 ,并不是对原有的“差序格局”的打破、取代 ,而是在农业生产科技化的场景下 ,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式     

评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差序文化

"差序"二字源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文章试图把差序引进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来,通过对差序的新的梳理,特别是对差、序二字分别赋予其相当的含义,得出中国礼社会的治理方式即差序治理的结论。     

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和发展若干问题

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有其特定生存空间，并基本呈由中原这一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形成了远近有别的“天下体系”，在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同时，也有夷夏之辨。在宗法社会中个人夏社会分层同样也存在远近有别的差序格局。这是中华民族自在实体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     

“礼”与“礼X”词语的修辞编码动因分析

语言与文化、政治的关系密切。语言不仅体现文化、政治,同时也被二者塑造,因此文化和政治通常是语言修辞编码的动因。中国是尊“礼”的“礼仪之邦”,行“礼”必要言“礼”,汉语中包含有许多“礼”字的修辞话语和众多的“礼X”的词语。以佛教词汇中的“礼X”词语和政治话语场中的“礼”字修辞编码行为为例分析它们背后的文化和政治修辞动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合法性维护意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加速,旧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正在发生“贬值”,社会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不相吻合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也由隐而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它揭示的合法性维护路径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自觉履行社会整合功能;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自觉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推动思想解放,重塑公民意识,打造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传统治国理论的内涵及维度

《管子·牧民》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先秦时期治国理论的总结和经典表述,于中国治国文化中影响深远。阐述了“礼”“义”“廉”“耻”四者的内涵,认为它们分别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是那个时代治国文化的结晶。通过分析指出,“礼”被塑造为社会规则,但同时也是人性需求,是外在规则与内在修养的结合;“义”的出现有时代性,是对礼的有益补充;“廉”则强调对于高节的坚守;“耻”是道德的底线。从中既能看出《管子》对治国理论的维度设计,同时也能对今天的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魏明帝的“权法之治”及失误

魏明帝曹rong在位期间实施“权法之治”，在专制用权，实施法治这两个主要方面，他与秦始皇，汉武帝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在“宰官治民”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弊政，但他注重法制和吏治，依法管理官吏，基本上保证了当时政治的清明。与“宰官治民”相比，魏明帝在处理充治集团上层关系，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较为显著。     

关于儒家“礼”思想的几对范畴

“礼”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儒家“礼”思想包括礼与仁、礼与义、礼与法、礼与乐、礼与和五对范畴。“礼”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完全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道德教化制度 ,对我们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闲话礼宾

外交工作，我做了一辈子，也涉足过不少领域，只是从未在礼宾部门做过事。对礼宾的了解，全凭耳濡目染。后来当了大使，掌管一馆的全局，就难免不问津礼宾，但也只是问个大概，不穷细理。所谓“礼宾”也者，讲究一个“礼”字恐怕是不会错的。早在两千年前，东汉的班固已有言：“其来慕义，则接以礼让”。“礼多人不怪”，做礼宾工作须在“礼”字上下功夫，要善于用“礼”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是礼仪之邦，待客以礼是传统建国初期，多有动辄动员几十万之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国宾的。即令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代，对接待秘密访华４８…     

走在希特勒的老路上——波恩政府对德国共产党的挑衅性“审讯”

全世界关心和平、正义和维护民主权利的人们都密切注视着波恩政府在加尔斯卢合对德国共产党的“审讯”。这个挑衅性的“审讯”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以来,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四个月了。人们从这个“审讯”中可以看到,波恩政府秉承着美国统治集团的意旨,正在横蛮地使用法西斯手段迫害维护德国民族利益的力量,阴谋把德国拖入灾难和危险的深渊。同时,从这个“审讯”中也可以看到,在德国西部,同样有着     

差序信任格局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广西玉林市福绵区的实证调查

基于福绵区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户对土地经营大户的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农户对经营大户采取差别化的行动策略。农户对经营大户的信任度越高,与其达成口头约定的比率就越高,给予其押后支付租金待遇的比率也越高,反之则越低。当中差序信任格局不利于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妨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架空了正式的制度规则。因此,要加快全国统一的征信体系建设,加大对机会主义者的惩罚力度,为团体信任格局的建立奠定基础。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分析——以权力与宗教互动的视角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反映了权力与宗教的互为需求关系。成吉思汗开放包容的宗教态度、纳贤意识、责生心境和关注汉法是促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丘处机则适时对帝王的召请做出积极回应。双方都经历了利益考虑和情感取舍的过程。从二人际会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是宗教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宗教则有神化皇权、安抚民心和维护秩序等功能;但根本上宗教是依附性的,它不可能对权力产生更为深刻或深远的影响。     

农村社区差序格局、心理契约与农户合作行为研究

基于差序格局和心理契约对农户合作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认为在新的差序格局中,农户通过"情感+利益"的关系来进行合作,随着与自己亲密关系的疏远,合作就越需要利益的促使。心理契约通过影响农户的心理感知来影响农户的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增加农户之间的沟通与默契,促进农户的合作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