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曹丕的发奋著书观

司马迁著书的理念,历来被认为以"真与实"为基点,附以"发愤著书"之精神,可谓妙绝人寰。曹丕著书的态度,极具"发奋著书"之特点,亦即不朽之论。两者相较,值得探析。二人著书的原因、目的及其对著书观的提倡是各有千秋的。总体来看,司马迁之著书更偏重于抒"愤"及批判现实,而曹丕则更提倡发奋和强调自我之情。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

在对《离骚》的接受过程中,司马迁的悲其志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理解这句话时,人们多从司马迁与屈原的悲剧性人生理解,这并不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理解目的。结合《离骚》和《屈原列传》,可知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是一致的。屈原之志主要指其高洁人格、忠君爱国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经历,而司马迁的悲其志表现的正是对屈原高洁人格和忠君爱国理想的赞美以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哀伤。     

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古代“发愤著述”文学的发展与品鉴

作家在遭遇困厄或精神压抑不得伸展时,常会借著书立说、吟咏词章来抒志遣怀,从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现象——“发愤著述”。这种创作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理智与情感交锋的精神文化产物,表面看是作家发愤后的情绪宣泄,而其本质都是沿着“艺术触发”开始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种带着痛苦的艺术收获。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刘勰的“蓄愤”说、钟嵘的“怨愤”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李贽的“发愤之所作”说等,都可被称为“发愤著述”文学观。关于“发愤著述”文学创作的核心论题,可集中归结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文学观和“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创作论,它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印证了“发愤著述”易于写就伟大、优秀的作品的创作规律。     

《楚辞》的传播结集动因探析

本文对《楚辞》的传播结集情况作了简要梳理,重点分析了其在汉代得以广泛传播的三个动因:其一,屈原的人格品质是后世儒家文人的人格典范;其二,屈原借《楚辞》"发愤抒情",易引起后世文人的情感共鸣;其三,汉代上层统治者的喜好。     

论屈原悲剧的独特性

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真诚的头颅撞击真理大门的人。虽然他有着“与日月齐光”的人格,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时常遭到污泥浊水的冲刷。像他这样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时誉时毁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本文试就这种现象,探求一下产生屈原悲剧的因素。下面我以两汉为重点,看看两汉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 概括地说,汉代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他们不仅肯定了屈原诗歌的艺术价值,而且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刘安在《离骚传》序中说:《离强》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徘而不乱”的特点,“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不吝笔墨给予屈原以最高的评价,他不具名地引用了刘安“与日月争光”的赞语,这不仅仅指屈原的诗歌,而且也指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艺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著书言道”.在情感论上,“著书泄愤”突破了孔子以来“诗可以怨”的理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司马迁通过著书的实践,扩大和丰富了荀子文以言道说的内容.这两方面内容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发愤皆书说”观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成了指导历代进步文人以文艺创作进行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理论武器.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司马迁解读屈原悲剧的文化视角

司马迁是在发生了时空置换的文化差异中来解读屈原的。在史官文化的感召下,司马迁剖析了遗成届愿悲剧的社会和思想缘起,再以儒家的文艺理论对《骚》进行了文化定位,纳《骚》入诗,揭示了剖作主体的悲科心态和作品的悲剧精神。司马迁还从游士文化角度和道家观念出发,反思屈原命运的最后结局,寄寓了司马迁复杂的倍鳍和人生感喟。论文最后分析了司马迁作这种解读的文化背景。     

寻找生命的尊严──论司马迁悲壮浓烈的人生建构

司马迁受宫刑以后，身心俱创，在生与死面临抉择的关头，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苟活，发愤著书这条路，为我们留了光照千古的历史著作──《史记》。他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由于受“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观的影响，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重如泰山，司马迁不仅用自己的一生，同时也用他笔下的一个个悲刷英雄诠释了他壮烈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在今天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爱国情报国志永垂史册--《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赜

司马迁"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因为这些篇章集中表现了屈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司马迁之所以悲屈原之志,并第一次如此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屈原列传>,是因为司马迁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生平志趣、政治遭遇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1．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2.范围的拓宽。不少作从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3．“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屈、柳“骚怨”精神的情感意向和人格境界

屈原是"骚怨"精神的伟大开创者,而柳宗元则是优秀的继承者。就情感意向,屈原主要指向受蒙蔽的国君、妒忌中伤忠良的奸佞小人以及在政治革新中的变质弟子;而柳宗元则在幽怨自怜中指斥落井投石的小人。两人人格均具强烈的孤独感、注重自身修养和坚持中正、美政的理想,但内涵有别。屈原是政治、精神的孤独,柳除此之外,还有生活的孤单。在中正、美政理想的追求中,两人目标坚定,但柳宗元缺乏屈原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精神。而人格修养,屈原表里澄澈;柳宗元则有时模糊其说。因此两人情感虽哀深怨重,但就人格境界,柳宗元却缺乏屈原的悲壮、崇高而显得凄美与悲凉。     

《史记》列传异时合传刍议

《史记》列传中异时合传可以看作是做历史的纵向比较研究,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一种方法。《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扁鹊仓公列传》六篇异时合传的传主之间,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将不同时代的人物合为一传,后人多有訾议,然而仔细分析合传的原因、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司马迁著史眼光的独特,以及史公思想情感所系。     

理想人格建构的心路历程——论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价值追求

李长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批评家,以人格论批评著称于世。他以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为参照,对中国古代人格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建构了现代个体人格论,对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人格进行了深入体察和阐释。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开创了独具一格的批评方法,更在于通过对伟大作家人格的追寻,探寻现代理想人格建构的方式,重振民族精神。可以说,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过程就是他追寻理想人格的心路历程。     

简析《史记》的悲剧风格及艺术表现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充满悱恻的史诗，充满了浓郁的悲剧风格。《史记》悲剧风格的形成与司马迁的悲剧性格是分不开的。同时，司马迁也受屈原的悲剧精神影响，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史记》的悲剧风格表现在对悲剧人物、悲剧英雄的关注。     

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自传及其影响——从《太史公自序》谈起

司马迁的《自序》将“刑余之人”列入“奇人”、“忠臣死义之士”行列中,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大胆肯定,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高扬,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升华。《自序》可能受到《离骚》的启示。《汉书&;#183;敏传》、《论衡&;#183;自纪篇》、曾丕《自龊》皆模仿《自序》。《自序》不仅写了他如何“发愤著书”,而且全面、深刻地昭示了他“何以”要“为太史公书”。从现代传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影响。     

略谈《诗经》兴的发展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手法的一个源头,其影响至深且远。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作,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知识分子是把《诗经》和《离骚》作为文学的最高典范来学习的。《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司马迁称赞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王逸评屈原“同姓无相去之义”的历史文化解读

屈原在"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历史环境中,本不受"同姓无去国之义"的道德约束,而以其屡谏不入遭疏放却不去国的行事,树立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宗亲之忠和母国之怀"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的自觉的特例。东汉王逸为回应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评论屈原去就取向的异见,把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建立的《春秋》"公子无去国之义"改造为"同姓无去国之义",以对中央朝廷的向背作为标准评说屈原的独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