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刑法思考——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为分析视角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范围、“委派”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明确相关概念;其二,明确界定标准;其三,明确“委派”的涵义;其四,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论介绍贿赂罪的犯罪构成

介绍贿赂罪是贿赂犯罪的居间中介行为。本文认为,介绍贿赂罪的客体是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排除了单位成为主体;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不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     

论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所有依法从事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应当把"身份"和"职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判断。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包括资本金全部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企业,而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企业。     

贪污罪中公务、劳务与职务的认定之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贪污罪,其构成要素各不相同。贪污罪的主体包括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有单位委托从事公务的其他人员,单纯从事劳务的人员非本罪的主体;客观上要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的对象根据主体及从事职务的性质的不同可能是国有财产、公共财产或其他性质的财产。若行为主体非从事公务或没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单位财产,不能构成贪污罪,可根据情况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     

“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再认识

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了"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类人员已经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因此,本文主张该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并对此类人员实施的行为予以重新定性,同时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议。     

"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再认识

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了"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这类人员已经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因此, 本文主张该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 并对此类人员实施的行为予以重新定性, 同时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议.     

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探讨

我国《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从宪法、刑法角度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来看,人大代表应当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除基层以外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应当划归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4款中＂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改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较为合理＂。     

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思考

刑法总则是指导分则的，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运用刑法分则条文时，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理和原则。目前刑法总则条款九十三条第二款有疏漏，其指导的分则条款却很完善。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建议将该条款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修改为国有单位，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     

浅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构成及刑罚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国有企业、国有公司中的一些单位领导和主管人员却打着为单位谋福利的旗号,违反国家规定,以各种名义滥发款物,损公肥私、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日益严重。并且有的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也以各种名义私分其经手、管理、使用的国有资产,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腐蚀了相当一批党政干部,败坏了党政机关清正廉洁的传统。针对有些地方和部门私分国有资产行为愈演愈烈的现状,认真分析和研究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立法理论及司法实践操作问题便很有现实意义。     

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法律思考——从一起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案例说起

随着国家各级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大量的劳务用工人员,并且其中部分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管理、组织及监督等职权的内容,但他们既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又不属于单位正式职工的范畴。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对于他们上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贪污罪？在理论界不乏争论。上述行为人如在单位中从事的为公务,并从中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应为判断是否构成贪污罪的重要标准。     

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考量与立法进路分析

实行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理论上的争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制度构建。《社会保险法》立法中公务员覆盖或缺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反应。我国公务员存在因各种原因退出、失去工作岗位之职业风险,其抗风险机制因制度陈旧、规范软化、实施柔性等,与企业、事业单位分割严重。公务员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只要路径选择正确,一定能够实现。     

关于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年龄限制的思考

我国公民在年满三十五周岁以后,不得报考中央及地方国家公务员,是我国推行了近二十年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一贯做法,然而此种做法违反了我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不符合社会正义要求,并不利于我国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当代公务员的心理建设问题

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自然也会有其特殊的心理问题。我们应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心理建设。首先,公务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一方面及时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另一方面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现实环境;其次,必须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文化建设;再次,要创新和完善公务员队伍的管理机制。     

基于“四位一体”模型的职教集团运行机制探析

高职院校、企业、政府机构和中介组织在职教集团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高职院校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教育模式，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企业以院校成果为依托，完善和寻求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撑；政府机构加大政府保障和资金支持；中介组织提供就业指导和供需信息，参与职教集团运行。由此构建“四位一体”的职教集团运行机制。     

公务员的自控缺失与控制力培育

列举了公务员自控缺失的现象,分析了公务员自控缺失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培育公务员自控力的措施：加强人本管理,促进人本行政文化的构建;健全管理机制,提高公务员自身的免疫力;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公务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矫正。     

对江苏省部分公务员体育健身行为的调查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在江苏省委党校学习的196位公务员体育健身行为的调查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其目的在于了解我省公务员参与体育健身的基本情况,并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从而为我省公务员体育健身锻炼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论和谐社会中的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的基础是道德教育,国家公务员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掌握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还需要全体国家公务员的配合,使国家公务员道德观念得到强制性实现,同时也需要以文化建设为依托提升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品位。     

论和谐社会中的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的基础是道德教育，国家公务员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掌握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还需要全体国家公务员的配合，使国家公务员道德观念得到强制性实现，同时也需要以文化建设为依托提升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品位。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的公务员能力及提升途径

提升公务员能力既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可靠保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还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效途径。公务员自身和公务管理活动构成了公务员能力的两个基本维度。全面提升公务员综合能力素质,根据公务员的能力维度特点,必须健全组织人事工作机制,提升适应现代化水平;强化公务员培训机制,推行轮岗交流制度;健全考绩评价机制,全面提升行政效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