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黄道周交游镇江

明末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四次来镇江,其中两次是迎送挚友黄道周的同游。 镇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根据一九五四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矢簋”记载,这里是宜侯的封地,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称朱方。秦统一六国之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经镇江,命着赭衣(红色)囚徒凿断京岘山以破“王者之气”,后即改称这里为丹徒。汉末称京口。东吴王朝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声势雄壮的历史剧。东晋初置南徐州。隋初改置润州,直至宋初历时500余年未变。唐置节度使,在这里设镇海军,宋初改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药材产业

陇两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渭河上游，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物华天宗，人杰地灵，是李氏文化的发祥地，素有“巩昌雄镇”、“南安福地”之美誉，秦设陇两郡，汉置襄武县，历史上一直是甘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镶嵌在丝绸古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巫山神女与屈原《山鬼》的关系

研究历史文献，并结合考古发掘，发现巫山得名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有关，与巫咸山无关。巫山神女故事肇始于宋玉《高唐赋》，与《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的姑媱之山的女尸无关，与屈原《九歌·山鬼》无关。     

《金瓶梅》中吴月娘两性关系的文化阐释

《金瓶梅》中的吴月娘，既不是具有“圣贤之心”的贤良之妇，也不是“奸险好人”，她立身行事的准则就是固守和保有其正头娘子的地位。她和西门庆之间，是名分夫妻关系，而非情爱夫妻关系。她既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度的主动维护者和承担者，也是这种两性关系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论吕本中对江西诗派的沿袭与超越

吕本中是南北宋之交时代的著名诗人，他既是江西诗派的中坚诗人，又以“活法”理论实现了江西诗风的变革，影响了南宋的众多诗人，推动了宋调的转型，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初答《兄终弟继质疑》

北宋壮族起义领袖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在其夫侬全福遇害后，转嫁特磨道首领侬夏卿之事应属广义的“兄终弟继”；侬全福与侬夏卿为上下级关系，并非不认识；阿侬嫁给侬夏卿也不是因为阿侬母子在广源州站不住脚“来归附”，不能给他们的婚姻戴上“没有爱慕之情”或“恐怕出于政治目的”等帽子。     

汉学的尴尬—兼论清代学术主流的命名

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清代学术，其命名一般有“汉学”、“朴学”和“考据学”三种说法。比较而言，“考据学”的说法更合适一些。因为，“汉学”会引起歧义，而且因学者们对其所指范围的看法不同，往往会遗漏重要学者和学术成果；“朴学”之名又难于体现清代学术特性。所以，既能较好反映学者治学特点，又能对清代学术兼容并包的“考据学”之名似乎更准确一些。     

政党制度成因之我见

阶层和阶级的分化冲突只是政党的根本成因而非政党制度的根本成因，李普塞特所代表的“阶层论”的错误就在于，将政党的成因当作政党制度的成因，因而误以为阶层和阶级的分化冲突是政党制度的根本成因。政党制度的根本成因是选举制度，因为执政党究竟是两个还是三个以上抑或一个，无疑取决于选民的投票选举，说到底，取决于多数票制还是比例制抑或混合制之投票选举制度，因而迪韦尔热所代表的“制度论”是真理。     

花袭人形象浅析

花袭人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物。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或褒或贬，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当从历史的观念出发解读这个角色。袭人信守主流道德，固然有“奴性”，无可苛责；但并非“小人”，她安份守已、息事宁人，忠于职守。而她与贾宝玉之间的世俗情缘贯穿一生，加大了读者解读其复杂性格的难度。在曹雪芹的笔下，袭人在红楼诸艳中结局是最好的，颇耐人寻味。应该说这也是《红楼梦》艺术魅力之所在。     

非道德主义的道德——评韩非子的政治道德观

韩非子在历史上饱受非议，其著作《韩非子》使其背负了“刻薄寡恩”的千古恶名。然而，“非道德”并非完全“不道德”。“轻道德”更不能等同于“无道德”、“反道德”，故不能一概而论韩非子完全摒弃道德。事实上，道德在其政治统治思想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从厘清“非道德主义”概念出发，剖析其政治道德观，提炼出其中内含的道德“实然”因素和“应然”作用，批判加之其身的“政治无道德”的传统论点，以期还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本然面目，并从中获得治国之道的有益借鉴与启迪。     

桂东南客家大幡醮仪及其价值

民间大幡醮仪，肇始于汉末，形成于南北朝，完备于唐宋。桂东南客家聚居区至今完整传承，堪称民间信仰之珍贵活化石。大幡醮仪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佛皮、道骨、儒家魂”的结构特征，还表现了国家在民众心中的至尊地位，更在解决民众生老病死各种困厄方面，具有显著功效，并且技艺卓越，值得国内外学者深入探究。     

福龙 大树下面好乘凉

作为前传销时代硕果仅存的两家本土直销企业之一，福龙的前景被广为看好。福龙公司因为采用的是和安利一样的级差归零制的奖金制度，固在业界有“小安利”之称。因此一旦中国直销立法偏向安利，福龙自然坐收渔利。此外，据称杨兰钦本人也是“中国直销立法小组”13名成员之一。     

“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

2001年吴文俊院士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中先后拨出10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以下简称“丝路基金”），鼓励和支持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深入开展古代及中世纪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数学与天文学沿丝绸之路交流传播的研究，努力探讨东方数学与天文遗产在近代科学主流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和历史地位，为我国现实科技自主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同时通过这些活动逐步培养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年轻骨干和专门人才。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论唐君毅的“人文”概念

“人文”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却含混不清的模糊概念，在唐君毅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人文概念处于核心地位。而结合人文概念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卞的发展，来理解唐君毅创造与贡献尚属罕见。在人文之两种内涵的继承与关系处理上，唐君毅先生的人文概念是汉语“人文”概念诠释和运用的一个典范和高峰，而唐君毅人文概念的道德价值主导倾向却限定了其再诠释的发展空间。这种限定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灵活应用唐君毅道德本体的超越内涵，其人文概念中存在的可供再诠释的“未济”之门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魏杰：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何低下

“中国经济已经上升为世界经济，但是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却仍然非常低下，甚至没有全球性的大企业，这一点我们连印度都比不上。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快速上升，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却并没有随之上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在“2005中国管理学家论坛暨第七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上如是说。魏杰指出，这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表明，我国经济仅仅是以市场广阔和劳动力便宜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因为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因而我国并没有充分享受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太多好处。这是非常不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的。     

意向性与知，哪个更基本？

关于“意向”的思想古已有之，近现代的“意向性”研究则由布伦塔诺所开创，他提出了第一种意向性概念：心理行为指向内存在对象（色声味等）。胡塞尔在继承和发展意向性研究中提出了第二种意向性概念：心理的感觉内容通过赋予意义而指向客观事物（可简述为心理指涉外物）。关于意向性的存在地位问题现在仍是众说纷纭而尚无定论。但有证据表明，意向性是后天形成的，是经由感知一动作协调过程结合学习联想回忆机制而形成，实为一种整体觉知效应。故意向性不能为心理的本质特性，心理的本质应是“知”（觉知），因为“知”乃是一切心理现象性命攸关的共性，有之则是，无之则否。而且，“知”也是最奥秘的心性，它不可定义，也难以用关系范畴和主客体模式来理解，只能凭借现象学方法来揭示其大义，由之证悟了“明”的境界和“我”的内在，开显了“心”的堂奥。若绕开“知”来论究心理意识将不得要领。     

读者圆桌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男人主宰世界，女人主宰男人。这虽有调侃的意味，但解读一下现实，也的确契合这一说法，至少是前半句。这不是“大男子主义”，也无关性别歧视，应该是社会架构和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选择吧。正因为此，当我拿到今年第五期《世界博览》时，封面上的“男性地位大衰退”的导读深深吸引了我，心中不免一惊，很自然地起了一个疑问：这是真的吗？于是追不及待地打开内文细读之．     

略论古罗马的“保护关系”

古罗马的保护关系最早源于王政时期，它与当时的氏族制度和家族制度密切相关，其构成也因时因地而异。一般说来，保护人多由有权势、有地位和有财富的罗马公民担任；被保护人则由外国人、被释奴、职业士兵和贫弱居民等组成。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各自均有相应的职责与义务，这在各个时期亦有区别和变化。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安全性能越低，保护关系也就愈发展。进入共和晚期与帝国时期，罗马的保护关系得以充分发展，而且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角色、地位和态度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奇特的“反向保护”现象。所有这些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