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权利与正义——与约翰·密尔自由主义相关的三个问题

自由主义有着许多不同形态.在自我、权利与正义这三个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核心议题上,密尔式自由主义都给出了与康德式自由主义非常不同的思考.密尔认为自我既不是一种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先验性个体,又不是一种必须依附于所处社群而存在的身份性个体.密尔将权利与善的关系转化成了自由与善的关系,自由能够让善多元化.密尔的功利原理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理,正义在道德领域具有首要性,但在整个功利原理当中并不占据着核心位置.密尔式自由主义能够提供一种为自由主义辩护的新思路.     

作为政治义务发生语境的政治共同体——基于共和主义的一种逻辑考察

从一种共和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并不是一个个自由主义式的“无牵绊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镶嵌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而基于这种内生关系,作为公民个体的我们便需要承担对于这一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由此可见,政治共同体形构了政治义务得以发生的语境,而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政治义务的自愿性担当也便具有显然的理论助益.     

公民身份研究的热潮及其共和主义视角——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公民身份,作为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制度化,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是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和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民身份理念由于自由主义正义观念和社群主义共同体成员资格诉求的强烈冲击而一度变得有些沉寂,甚至过时。但到了90年代,由于欧美国家对马歇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公共利益理念

公民政治参与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或责任。正是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义务价值取向决定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时应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遵循公共利益理念。享受权利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优先维护和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尊重个人正当权益是公民政治参与中公共利益理念的应有内涵。     

公民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公民参与

阿尔蒙德所谓的公民文化是指一种具有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融合特征的政治文化,它也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体。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抽象的二元对峙,并且各自处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对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上述抽象对峙的两种尝试性解困。现代中国正逢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协调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在西方公民文化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构建中国公民文化不仅对公民参与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多元文化主义关于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思想探析

关于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基于不同的立场,对如何解决公共性和差异性之间关系的路径探讨也有所不同。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威尔·金里卡致力于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实现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查尔斯·泰勒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通过分析尊严政治和差异政治,提出了承认的政治的第三条路径;玛丽恩·杨则在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念的批判与吸收中提出了基于差异政治观的群体代表权主张。     

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公民社会概念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公民社会通常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的自然（或野蛮）状态。现代公民社会概念的出现是近代欧洲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分离的反映，它包括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由马克思予以完善的科学概念。当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经济领域已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主张采取公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指出公民社会应该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当代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以及17、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代表的古典公民社会概念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代表的现代公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融合及发展。     

论约翰·穆勒的政府干预思想

针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于国家干预限度、范围和方式的争论,约翰.穆勒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别为基础,采取调和折衷的方式分析了政府干预的必然性,形成了折衷主义的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民治是建设海南公民社会的主要途径

民治即公民治理,是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在公民社会中,公民依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盲从于任何既定权威的安排.     

论社群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合理性:个人与社群之关系的检视

社群主义强调社群本位,社群对个人属性进行建构,并在价值上具有优先性.作为一股社会思潮,社群主义起源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否定,具有合理的价值诉求.然而,其合理价值是在与新自由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得以凸显.鉴此,对于集体主义思想影响相对强劲的中国而言,检视社群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合理性,对规避社群主义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具建设性.     

反抗暴政的自由呼声--析洛克《政府论》下篇的政治思想

针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绝对王权理论，洛克重新探索了政府的起源和目的。以自然状态为起点．洛克阐述了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围绕这一政府目的，洛克提出了议会制、法治、有限政府、分权、人民有反抗压迫权等一系列代表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洛克的政治理论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各项政治要求和经济主张，不乏进步性与革命性，但其仅仅以保护人民的财产和权利为目的的政治理论也具有局限性。     

论被追诉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

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尤为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被追诉人权利救济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有利于防范国家权力滥用,有利于对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司法协助。并且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洛克公民社会思想初探

按照洛克的公民社会思想,"自然状态"虽有美好的一面,但又有恶的、缺陷的一面,因而人们需要在自然法的指导下,走出自然状态,达成契约,构建公民社会,并实行权力分立而分割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平衡,以实现"自然状态"中美好的一面,克服其不好的一面。公民社会(国家)因此可能成为人们协议的产物,人们在国家内享有各种权利。这样,就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以维护公民权利、自由和平等为目的的良性生态回路,使公民在放弃中实现了索取。     

市民社会的三个维度——法律、道德与信仰辩证关系的宏观阐述

市民社会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放眼当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启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征程中,辩证地看待配置调和法律、道德与信仰这一市民社会的三个重要维度,是相当必要和必须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清晰表述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宏观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动摇,正确处理衔接好制度、伦理与精神三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调适政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意义深远。     

略论我国占有诉讼的提起及其适用程序

占有是主体对物控制支配的事实,并非民事权利。占有诉讼是作为占有核心法律效果的占有保护请求权行使的诉讼表现,其重于事实秩序维护,要求迅速进行并与本权诉讼不竞合。占有诉讼的提起不能按照实体条件要求,搞先审后立。在实体法完善占有制度的同时,占有诉讼也需要进行程序规范。借助解释论将占有案件纳入简易程序审理可作为权宜之计,诉讼法完善时应将占有保护案件明确列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长远看,可考虑将占有诉讼程序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相对独立的制度,以体现占有保护这类事实争议与普通权利争议处理上的不同,丰富民事诉讼的制度体系。     

民间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的开发

民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重要对象。当前民间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还存在很多不协调的地方。一方面,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其对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冲击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政策、管理体制,与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它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进行一定的引导,以规避民间组织发展给党社会资源开发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形成民间组织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共振效应。     

公民社会概念厘析及其特征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是由"civilsociety"翻译而来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最初表示"城邦"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理论日益成熟与完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公民社会本身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主旨和内涵。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时代产物和意识形态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这是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数据不平等: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平等引论

大数据开启了新的时代转型。数据不平等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平等,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社群及个人在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其实质是信息控制权的不平等。通过变革人们的行为与观念,重新定义个人信息权利,重建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推动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以及进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创新消除数据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