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想革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的先河。“寻找意义”的叙事结构,压迫与反抗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和集体主义化的精神追求,共同演绎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这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无疑具有一种先锋性。     

国家叙事下的个人想象——对张笑天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的“再评论”

当个人话语在超出国家叙事所能容纳的范围时，作为他者只能以消失的方式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与整合，这就是新时期初人道主义作品《离离原上草》从文学史上消失的原因。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与合

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参与其中。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三个互动期：上世纪初为似离实合的＂暗合期＂,既吸收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保持着紧密联系。上世纪40至60年代,受时代政治思潮影响,与传统的文化、文论渐次疏远,形成似合实离的＂迎合期＂。上世纪末至现在,随着学术界和国人反思思潮的涌起,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向传统文化、文学理论回归,进入了＂融合期＂。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合＂互动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     

多元文化态势下的意识形态文化诠释

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非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体。意识形态文化是意识形态基于传统的现实选择、批判、创新的产物。意识形态的跨域操纵性从主、客即现实文化的主体维度和现实主体的文化维度两方面实现对意识形态文化的浸透功能。在全球化叙事下的多元文化态势下,以意识形态文化张力为起点,整合意识形态文化与非意识形态文化联姻,创造意识形态文化优势,顺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引领观念领域的革故鼎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多元文化态势下的意识形态文化诠释

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非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体.意识形态文化是意识形态基于传统的现实选择、批判、创新的产物.意识形态的跨域操纵性从主、客即现实文化的主体维度和现实主体的文化维度两方面实现对意识形态文化的浸透功能.在全球化叙事下的多元文化态势下,以意识形态文化张力为起点,整合意识形态文化与非意识形态文化联姻,创造意识形态文化优势,顺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引领观念领域的革故鼎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析《出埃及记》的叙事艺术

《出埃及记》在《圣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以色列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影响深远。《出埃及记》具有口述化的叙事风格、线性的叙事手法、为意识形态和人类生活服务的叙事理念，其叙事艺术精湛，叙事技巧高超。     

宋代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由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俗文学的研究意识一直十分淡薄,宋代话本价值肯定在文学史上的轻描淡写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宋代话本是中国古代抒情文学主体向叙事文学主体过渡的桥梁,是现实主义发育丰满的关键阶段,它对后代叙事文学在内容、形式、创作方法等领域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最初为新文学撰史的人都是将新文学作为与旧文学的传统相对照的一个新的传统而加以树立和总结的。 2 0世纪 30年代是新文学史编撰的一个高潮。 50年代新文学史编纂具有以下特点 :新文学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由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 ,并出现了普遍的集体编纂文学史的群众运动。集体编写的出现和 50年代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被批判和排斥的过程 ,正是“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实际诞生的过程。 80年代 ,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背景下 ,文学史编写者要求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史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要求从审美的立场重建文学史 ,拓展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在延续中。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非常时期的非常叙事——对非典叙事的一种解读

非典叙事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重要而独特的文学存在.作为非常时期非常文学的一分子,它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和美学意义.就非典小说而言,它的主要情节模式是"改变",也就是说非典小说着力于表达非典事件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但是在现代传媒语境中,非典叙事显示出了它的局限.     

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从感性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学史

审丑并不隶属于审美,而是和审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由此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始终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而不是像"和谐派"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方文学史分成"古代朴素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或反和谐的丑)、现代辨证的和谐美".同时,这种从感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方法,也避免了人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后,又陷入了把文学史等同于关于主体自由的哲学史误区.     

文学史争论的两个核心问题

人们在文学史这个问题上的纷争的实质在于人们文学观的不同和历史观的不同。本文在对当前文学史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操作进行梳理、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历史观 ,并进而认为文学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僵死的概念     

叙事的诗意追问——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是从历史叙事而非神话叙事开始的,因此历史叙事理念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情结。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美学自觉,在一定层面上便成了摆脱这一情结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就是通过对史外史的审美追求,到超越史学文统的虚构性叙事文学观念的兴起,而最终落实为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与经营。     

当代小说史观的理论拓展--评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比较、分析了它们的优劣,并提炼出“叙事话语范式”的理论框架,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流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开创性地将当代小说进行叙事学的概括与分析,对当代小说乃至文学史的重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左传》叙事文学价值论略

《左传》既是历史著作 ,又是文学著作 ,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功能。文章从历史写作和叙事文学存在着部分交叠关系入手 ,就写作材料、材料的加工方式、作品成就、社会功能等方面 ,对《左传》叙事文学的特点和成就作了深入剖析 ,高度肯定了《左传》在叙事文学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幽默文学的历史考察与探索——魏裕铭《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读后

魏裕铭《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是一部思考睿智、评析精妙的幽默文学研究专著,甚具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与贡献表现在：一、文史贯通,视野宏阔;二、史论结合,新见纷呈;三、综览前贤,颇见超越。该书的出版,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与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     

一体化与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症结

“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概念,它没有终点。它的使用造成了相关称谓的混乱。洪子诚提出的文学“一体化”的论断,对新中国文学的命名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均有启示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部书写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带来文学史的人为的断裂。分析当代文学史书写背后所存在的症结,有助于排除这些困扰,从而建立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规范。     

新世纪翻译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从《王向远著作集》看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

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遵循从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原则，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他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他系统构建了翻译文学理论体系，为繁荣中国乃至世界的翻译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