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探寻——佛典互译贯穿于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史中

从吐蕃时期开始汉藏佛教界形成了频繁而又深厚的关系,佛典翻译又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千年的佛典翻译历史,以佛典翻译为媒介,缔造了汉藏两个民族心理上和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文章回顾和探讨了汉藏佛典互译的历史、主要翻译实践、重要译文成果、重要人物,通过汉藏佛典互译和汉藏佛教界的交流途径或视角探寻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

章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纲，以翔实的汉藏历史资料为依据，提纲挈领简述了自远古以来，历经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藏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经济化的交流史。重点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西藏地区和藏族在中华大一统历史演进中的地位，论证了汉藏民族“两个离不开”的历史关系。     

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民国时期，开设于四川省巴县(今划属重庆市)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以“沟通汉藏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在开办的近20年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汉藏佛教丛书，并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为研究汉、藏佛教教理，沟通汉藏化，促进汉藏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naparamitahrdayasutra简称《心经》）,被认为是一切般若经的要义、精髓,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汉传佛教及信徒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汉藏《心经》译文比较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通过《心经》译文比较,对探究汉藏佛教的语言、词汇、译风,追溯汉藏间佛教界交流的历史,进一步挖掘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和历史融合过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文物见证汉藏文化交流

西藏大量的历史古迹和文物之中,承载着内容丰富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信息,它们不仅仅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多层面地对西藏地方施政和主权管理的具体体现。关注和研究这类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古代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大臣名号考

在古代汉文史籍中记载了众多吐蕃时期的历史人物生平及名号,但汉文所载名号与藏文实际名号差异较大,给藏族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文章根据古代汉藏著名史籍及吐蕃语言特征、汉藏翻译规律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大臣名号的由来及变化进行考证,以利学术规范。     

清代拉萨札什城兵营历史考略

文章立足于原始史料,结合实地考察,对清代拉萨札什城兵营的建造、规模、变迁及其遗迹等历史情况作了初步研讨。拉萨是藏族文化的中心,清代的汉藏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札什城兵营、札什城关帝庙,以及在此址上形成的扎基寺等历史遗留,不仅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真实反映,而且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这种历史文物值得关注,这类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试论汉藏声乐艺术发展中的和而不同

中国各民族的声乐艺术,既具有各自的审美特点和文化背景,在历史发展中又相互交融,具有许多共性特征。文章以汉族和藏族声乐艺术为个案,分析了汉藏声乐艺术发展中的和而不同,认为天人合一和空灵之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赋予汉藏声乐艺术的文化根基。     

汉藏传统翻译不可译思想比较研究

由于语言、宗教、历史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翻译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汉、藏语传统翻译思想中也都有不少有关不可译现象的论述。文章立足不可译的内涵界定与原因探析，梳理了汉藏文化中不可译思想的历史脉络，并对两者间的异同从文化差异、产生机制、实施场所、系统性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古代新疆多语种双语的流向

西汉至南北朝，新疆双语的主流是汉藏、印欧语系双语；隋唐宋时期新疆双语经印欧、汉藏、阿尔泰语系多语短暂过渡，汉阿双语成为新疆双语的主流；在元明清，特别是清代，以汉、维语为代表的汉阿双语为中心，形成新疆双语网络。     

蒙古族发旋和手指毛的调查研究

作者于1985年1月至5月调查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495例发旋(男309例,女186例)和643例手指毛(男314例,女329例)。蒙古族人单旋出现率为91.92％。发旋旋向顺时针为68.79％,逆时针为31.21％。发旋主要出现在右后象限(60.22％)。蒙古旗人单旋出现率低于藏族人(95.78％),而高于汉族人(85.37％),差异均显著。蒙古族人手指毛近段指节出现率为100％,中间段为49％,远段指节末发现有手指毛。蒙古族人中间段指节手指毛出现率大小顺序为:拇指>环指>中指>小指>食指。     

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

文章依照文化传播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的情况为切入口,从藏传佛教和基督教教义差异、西藏社会环境、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传教士自身等因素入手,对近代西方诸国在西藏传播基督教受阻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试析藏羌古碉的综合文化价值

藏羌古碉集中反映了藏羌地区在当地的自然环境下,从古至今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众心理、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变化,被赋予了内容丰富的文化观念,有着历史文化、建筑、民俗、宗教文化信仰及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成为纪录这些时代藏羌地区的各族人民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遗产。     

驻藏大臣文硕评述

清朝末年,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农耕时代,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面前,显得贫困落后,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中采取屈让、赔款的软弱姿态。在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西藏前夕,临危受命的驻藏大臣文硕抱着抵御外侮、整顿西藏地方政务的决心,坚定支持西藏上下抗击英军的正确主张,反遭革职处分。这对西藏人民抗英斗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新上任的驻藏大臣升泰真实执行清朝政策的退让政策,导致抗英斗争以失败告终。文章就文硕在危难时期的治藏态度、防御措施、革职原因及其革职后对西藏地方局势的影响作出分析和评价。     

藏彝走廊尔苏藏族研究综述

尔苏藏族是藏族的一个支系,其历史演变和复杂的文化现象,都表现出藏彝走廊内族际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是研究民族走廊文化互动的典型个案。     

藏族传统数字文化探析

数字文化是各种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和象征,不同的民族因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数字文化。文章从数字源流、数字异名、数字喜好、数字应用等方面对藏族传统数字文化进行初步探析,由数字文化角度探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世界,展现藏民族非物质文化基础和独特的心理文化,发挥数字在跨文化中的作用。     

试述《格萨尔》谚语的资料价值与爱国情结

《格萨尔》中的谚语言简意赅,音律和谐,哲理性强,形象地总结了古代藏族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渗透着藏民族抹不去的爱国情结,对了解和研究古代藏区的军事、历史、道德准则和精神世界等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价值。     

明清以来畲族汉化的两种典型

明清以来，散居各地的畲族纷纷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原居赣闽粤边的畲族，是在畲、客长期互动以及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民族大起义之后逐渐汉化的。其中王守仁在平乱中剿抚并用，重在教化，对畲民融入客家起了促进作用——这是畲民汉化的一种典型。而漳浦蓝氏家族的汉化，则是在周围汉族发达的经济、化影响下，族人攻习武，离开山区，住进城邑，告别了耕山种畲的生活，成为讲究礼乐教化的官宦人家或书香人家，因而走上了彻底汉化的道路。由于他们是通过福佬化的中介接受汉化的，所以他们汉化后演变成了福佬人——这是畲族汉化的又一种典型。     

西藏宗堡建筑探源

宗堡建筑是西藏官式建筑的重要形式,专指西藏地方政府宗(县)一级政府机关所在地,属于西藏宫殿建筑类型。西藏宗堡建筑起源很早,是宫殿与寺院以及防御堡垒的综合体,在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喜玛拉雅地区也有较广泛的分布,并带有一定的本地化特征。文章通过对宗堡建筑起源和建筑特征研究,说明西藏宗堡建筑为多起源,该建筑类型对藏传佛教文化圈建筑有一定影响。     

试析西藏陶质饰件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文章从藏传佛教建筑使用的陶质饰件的分类出发,探讨了这些陶质饰件的起源、特点和发展。指出由原先的陶质饰件装饰的寺院屋顶以及土石结构灵塔过渡到金银灵塔,既是由于民间陶质陶艺绝技,也是藏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审美标准和丰富的想象力发展到顶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