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黑人女性意识对比

《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对两位黑人女主人公的描述,反映了黑人女性从自我迷失到自我建构的主体意识的成长,揭示出黑人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不应放弃黑人民族的优秀传统。     

白人文化对黑人心灵的冲击——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本文从文化霸权的视角来解读这部小说，认为莫里森关注了黑人心灵受白人文化侵染这一遭人忽视的现象，使她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不仅超越了前辈黑人作家，也走在同时代人前面。     

黑人女性的身份解读——评析托尼·莫里森的《宠儿》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巅峰之作。它真实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双重迫害下的悲惨生活，揭示了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巨大伤痛。本文对小说中四位女主人公：贝比·萨格斯、塞丝、宠儿和丹芙进行分析，展现了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历经三代逐步确立的过程：从沉睡到觉醒，从自发到自觉，最终主动去建立自我主体身份，从而可以得出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求。     

白人世界中的黑人女性成长历程——浅析《最蓝的眼睛》与《紫颜色》的相似性

《最蓝的眼睛》和《紫颜色》均出自非裔美国女作家之手。尽管两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不同,但是两部作品有很多相似性。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白人世界的黑人审美观,父母对女儿的教育及影响,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谊来列举两部作品的相似点,得出非裔女性在美国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已迷失了各自的发展方向,必须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融入社会的主流生活。     

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以《秀拉》中同名主人秀拉为例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描写了黑人女性秀拉为构建自我身份所作出的不懈抗争。小说再现了生活在种族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揭示了黑人女性面临的身份困境,并进一步引导读者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美国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身份建构等问题进行思考。本文将对秀拉的身份建构历程进行回顾,并就其失败的结果分析可能的原因和由此所带来的启示。     

黑人女性的赞歌——女性主义视域下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中的黑人女性形象探析

奥古斯特·威尔逊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剧作家.他在匹兹堡系列剧中成功塑造了以露丝、伯妮斯、瑞莎和伊斯特阿姨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揭示了威尔逊的黑人女性观.     

比较白人文化主导下黑人女性的两种不同响应——《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和《秀拉》中的秀拉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部分都与黑人女性的苦难和命运结合。《最蓝的眼睛》和《秀拉》是她最早的两部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莫里森塑造了两位在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里的黑人女性:佩科拉和秀拉。本文论述了两人在白人文化主导下的不同响应,佩科拉成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而秀拉则是勇于追求自我的勇士。     

《最蓝的眼睛》后殖民解读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通过描写黑人女孩佩克拉的遭遇,批判了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的侵蚀,揭示了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重压下黑人的人性被扭曲,谴责了殖民主义的种种摧残性的行为,力图唤醒黑人民族的自我意识,抵抗白人文化霸权的糟粕,建立黑人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相助》中女性身份的解读

《相助》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密西西比州杰克逊镇的白人主妇和黑人女佣之间的故事。小雯、艾碧莲和明尼三位女性以书写的方式来探寻自我身份、反抗白人文化霸权的努力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本文运用文化霸权和身份理论分析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探索不同女性身上所赋予的身份象征意义,以丰富对这部小说的理解。     

《最蓝的眼睛》中的隐喻象似性解读

托尼·莫里森以女性特有的视觉,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叙事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象似符来体现小说主题。用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社会符号学的隐喻象似性对《最蓝的眼睛》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隐喻：秀兰邓波儿、眼睛、房子、金盏花和蒲公英、四季颠倒进行修辞层面的分析,意在揭示小说中凸显的隐喻象似性对《最蓝的眼睛》的主题和意义所起的作用,并从中探索出托尼·莫里森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     

A New Critic Approach to the Irony in The Bluest Eye

As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female Nobel laureate for literature, Toni Morrison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black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first novel The Bluest Eye, vividly depi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uma of black people from slavery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white values with the loss of their own identity. The New Criticism advo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ension, irony and paradox in works to generate a resonant effect. This essa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irony used in The Bluest Eye by adopting the New Critic approach. It digs out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irony and investigates its contributions to highlighting the theme and its contextual significance.     

Conflicting and Harmonizing Between the Black Culture and the White Culture Embodied in Morrison''''s Works and Lecture

In Toni Morrison's works ,there seems to be an eternal theme——the cruelty of black American peoples' fat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black culture and white culture. Black culture is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In Morrison's opinion,the blacks can only survive in the white -dominated world on condition that they hold their own cultural root. And 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another way people should seek,which is to realize tolerance and compat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is speech,Morrison again expound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d expressed her wish that black culture could be admitted and respected by the white people.     

《最蓝的眼睛》中的非洲传统意义的上帝

通过对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浓郁的非洲文化气息的评述,向人们展示出非洲传统意义上的上帝的形象与西方的上帝相去甚远,它在美籍黑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剖析了莫里森的小说中非洲文化传统的深刻意义:如果黑人放弃自身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     

浅析《爵士乐》的城市文化与身份重构

莫里森的《爵士乐》讲述了20世纪初一对黑人夫妇离开南部乡村融入北方城市的经历。城市不仅充当了小说的历史背景,更作为黑人身份和文化重建地而成为了叙事中心,诠释了美国黑人特有的双重文化体验。小说中倡导的性别公平、性别尊重和性别友爱,对构建和谐城市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中项”偏边与身份焦虑——《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一个符号学解读

于连的身份处境使其具有强烈的身份焦虑,他奋斗的所有动力都来自于朴素的出人头地的人生理想。为了成功地实现阶层晋升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戴上了人格面具,一度变成了忠心为权力阶层效劳的一分子。不管是在市长家里,还是在神学院和侯爵府,他都一方面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另一方面竭力训练自己的上层人品质,试图成为进入社会主流正项的中间人。但是,作为竭尽全力向主流靠拢的中项,尽管于连尽职尽责,才华出众,但他并没有被接纳,反而被以卑鄙的手段毁灭。于是,于连走向彻底的异项和反主流,坚决反抗。他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他以个人的崩溃预见了社会的崩溃。     

论《慈悲》中母爱的缺失对弗洛伦斯的影响

托尼·莫里森在《慈悲》中讲述了一位无名黑人母亲为保全年幼的女儿免遭奴隶主侵犯而“卖女为奴”的故事,然而这份浓烈的母爱对女儿弗洛伦斯而言是份缺失的母爱；母爱的缺失给弗洛伦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她在成长中无从了解黑人文化,无法建构黑人身份、建立和谐两性关系以及尽到“为母”的责任.